革命时代的断头机

作为一段黑历史，人类社会对酷刑似乎有一种执着而又特殊的癖好。在古希腊时代，肉体痛苦较少的斩首被认为是贵族专享的刑罚方式。

在欧洲中世纪，斩首作为死刑执行方式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宗教改革时期，成千上万的异教徒被送上断头台。在断头台上斩首，跟劈柴一样，刽子手将斧子高高举起，然后照着犯人的脖颈落下，但有时难免会砍偏，只好“补刀”。遇到这种情况，受刑者半死不活，痛苦不堪，一些受刑者甚至试图通过行贿来得到“准确”的死法。

到了中世纪末期，有人提出，“为了达到完善的方法，必须依赖固定的机械手段——因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够确定的”。为此，断头机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准确且极富效率的杀人装备：高高提起的铡刀沿着木质滑槽疾速落下，人的头部与躯干即可瞬间分离。

有了断头机，砍头不再是人操作，而是机械操作，刽子手成了操作机器的机械师。

将杀人交由一台机器来完成，刽子手只需拉起或放下铡刀即可，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其实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机器的一种全民印象：机器就是权威的化身，它是公正和不可抗拒的。“断头台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产生了至少在一个世纪前通过理性和哲学无法实现的光辉事业和有利于国家的恐怖。”

苏格兰人给断头机取了个可爱的名字，叫作“少女”。从英国的查理一世到法国的路易十六，断头机送走了专制君主，迎来了共和革命。

革命的铡刀一旦抬起便停不下来，国王的战争结束后，人民的战争开始了。在1794年的法国革命党人看来，断头机如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柴垛一样神圣，是用来举行“红色弥撒”的“伟大祭台”，或者说是“胜利的共和国的象征”。

据说，发明断头机的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虽不精通机械，但无疑更了解人体结构。他提出断头机的设想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嘲讽。当时的《箴言报》以这样的语气模仿他的演讲：“用我的机器，我可以用一眨眼的工夫就砍下你们的脑袋，你们都来不及感到一丁点儿痛苦。”

后来，一位名叫施米德的乐器制造商发现这个难得的商机，实现了断头机的大批量生产。但他在试图申请专利时遭到了拒绝，负责专利登记的内务部长反对道：“给这种发明授予专利，会让人感到厌恶，我们还没有达到如此野蛮的境地。”

在后来的几年里，断头机又经过了很多次改良，比如铡刀滑槽变成了铜制的，并加上了轮子，这样就不用再给滑槽上抹肥皂，铡刀与滑槽的摩擦也非常小，这保证了铡刀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下落2.25米，从而获得最大的速度。为了防止铡刀反弹起来，还增加了一个橡皮减震器。此外，在断头机下面，还特意增加了一个收集人头的金属筐，避免了人头在地上滚来滚去。

这种新式断头机第一次使用，是为了处死一名小偷。当时有几千人蜂拥而至，来观看这台新机器。结果却让观众大失所望，因为行刑太快了，还没有看清，就已经结束了。

因为不受专利法保护，市场陷入恶性竞争，断头机的价格一落千丈，几乎每个省份都安装了断头机，甚至有人提出要在每个村庄都设一个断头台。人们赞美道：“断头台，人民的保护神！断头台，贵族的恐惧！可爱的机器，怜悯我们吧！可赞的机器，怜悯我们吧！断头台，替我们消灭暴君！”

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第一次“享受”到了与贵族一样的平等待遇，其中就包括断头机——“公民为祖国而生，而活，而死！”

早些时候，酷爱机械的路易十六发现断头机的刀是平直的，认为这样效率较低，便改为三角形。他亲自执笔，修改了断头机的设计，“国王仔细地审视着图纸……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蘸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到了路易十六自己也被推上了断头机时，他得以亲身体验自己“改进”过的杀人机器。“人民啊，我是无辜的，我原谅杀死我的人，乞求上帝不要让我的鲜血再次洒落到法兰西……”当时，有十多万人前来观看这一历史时刻。

随后，王后玛丽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她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还礼貌地表示了歉意。吉伦特派的罗兰夫人在断头台上留下她的最后一句话：“啊，自由女神，人们以你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恶呀！”

化学家拉瓦锡的妻子玛丽曾夸赞发明断头机的医生“是一位和善、温文尔雅、富有仁慈之心的男人”，没想到几年后，拉瓦锡就死于断头机之下。法官对拉瓦锡说：“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这让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痛惜不已：“把他的脑袋砍下来，只要一眨眼，可是这样的脑袋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来了。”

法国1791年法典的第三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被处以断头。”在官方称呼中，断头机被称为“死亡机器”或“正义木材”。在他们看来，断头机体现了最大平等、最少痛苦、最少耻辱的“文明原则”：“死刑被简化为明显可见但瞬间便完成的事情了。法律、执法者与犯人身体的接触也只有一瞬间了。再也没有体力较量了。刽子手只需如同一个细心的钟表工人那样工作就行了。”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断头机那些看上去似乎最先进的东西，比如它的速度和它在机械上的自足性，这些都是令人憎恶和恐惧的。

在恐怖时期，断头机几乎成为一种自行其是、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种技术的胜利不仅象征着进步，也宣示着权力的可怕。与其说它让平民百姓的死亡变得高贵，不如说它让所有的受害者都失去个性。在这台冷酷的机器面前，穷人与富人、罪犯与学者没有任何分别，甚至一个人与一捆稻草也是一样的。

在断头机盛行的时代，不再有英勇就义的英雄。这台机器铁面无私，吞噬一切，不仅是生命和尊严，它还剥夺个性，将每个人分解为同样的两个部分，即头颅和身体。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处死的敌人越来越多，断头机的效率已不能满足革命工作的需要。四铡刀、九铡刀等多铡断头机被制造出来，甚至有人发明了三十铡刀的断头机，可以同时处决30人。

效率的改进是极其明显的，21名吉伦特党人被处死用了38分钟，15名丹东分子被处死耗时30分钟，54名红杉党人被处死仅用时28分钟，平均一分钟就有两颗人头落下。

很明显，斩首已经进入了流水线状态。“这台机器将继续砍掉人头，就像一台图钉机继续制造图钉一样，只要给它提供身体就行。”

1792年9月2日至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1100多人命丧断头机。

一时之间，断头机成为法国共和国的中央舞台，这里每天都是革命群众的狂欢节。最后被推上断头机的，是罗伯斯庇尔。

当法国人民欢呼拿破仑时，这位独裁者事后曾对人说：“假如把我送上断头机的话，人民也会这样跑来看热闹的。”

在以往的几个世纪，每次行刑都跟狂欢节一样，会吸引无数人围观，有些富翁甚至愿意掏高价购买最前排的座位，以亲眼看到一个头颅被砍下。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种群众“娱乐”活动之一。但自从有了断头机之后，“死亡”这件事突然变得索然寡味，因为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而且千篇一律，让兴冲冲的观众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