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2）
不同于石头和木头，青铜无法从大自然中轻易获得，人们必须费力地冶炼才能得到，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先找到矿石原料。因此，拥有铜矿和锡矿资源的地区便繁荣起来。希腊的克里特岛于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即夏、商、周三代。《墨子》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一般认为，夏代为金石并用时代，商代早期青铜器还透着对木器和陶器制品的拙朴模仿，而铸造青铜器一般也采用陶范。在模制青铜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复合陶范可以铸造出鬼斧神工的青铜礼容器和礼乐器，这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早期的铜器和青铜器多以石范铸造，用石器加工，所谓“它山之石，可以为错”。但只要对比一下石器和陶器，便会发现青铜器之精美远超前者。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宾福德曾说，一把带黄金手柄的刀具有多个层面的意义。它由于采用了贵重而罕见的新材料，这对于生产者和使用者而言，它所传达和体现的首先是其社会意义。
实际上，青铜作为一种政治性资源而被贵族垄断后，它作为兵器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其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因此，有人将中国的青铜时代定义为“青铜礼器时代”。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作为礼器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钟鸣鼎食孕育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权力，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早期的“中国”。
从地下开采出原材料，然后在温度非常高的熔炉里将锡和铜冶炼成青铜合金，只有专业化分工才能让这一切顺畅运行。参与青铜冶炼过程的劳动者包括矿工、熔炉锻造师、冶金专家和流动的商人，这些商人负责将锡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
作为一种大型金属制品，青铜鼎成为权力的象征，用以“别上下，明贵贱”。按照周礼，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鼎文化其实是金属崇拜，与石器和木器相比，金属工艺要复杂得多。现代出土的“后母戊鼎”重达832.84公斤，没有三五百人的手工工场，是根本无法完成铸造的。
通过现代X光探照发现，如此巨大的青铜器，其鼎身和鼎足为一个整体，竟然是一次浇铸出来的，这意味着要用一吨温度超过1000℃的液态青铜，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完成整个工艺流程，这必然需要严格的计划、组织、分工、命令和纪律。鼎作为礼制的物化，从它的制作过程就验证了一个“规定性技术”；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服从的设计”。
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必须依赖专业组织，因而国家与金属产生了一种互文关系，所谓“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再后来，“问鼎”成为觊觎国家权力的代名词。
古代冶金技术仅凭经验，不能做到精确的化学分析。用现代科学来说，青铜除了铜和锡，一般还含有一定比例的铅；如果以青铜器作为食具，尤其是酒器，很容易引起铅中毒。因此有商亡于青铜的说法。
西周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青铜礼器——“铜禁”，人们用这种盛放酒杯的案子来警示大家不要喝酒。
根据铜与锡的配比不同，青铜合金可以形成不同的物理强度，因而可以适应不同的器物制造。周代《考工记》总结说：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今天，人们在博物馆中看到的青铜器都布满绿锈，而真正的青铜都闪着黄金一般的光芒。青铜铸造的“越王勾践剑”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沧桑，据说至今依然锋利无比。
与现代钢铁相比，古代青铜在质地上仍然较软，故青铜兵器主要用于刺杀，比如矛、戟、戈等。但青铜制成的箭镞却是非常危险的，大一统的秦朝之所以能够创建，青铜箭镞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对中国历史而言，用青铜制成的弩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弩将弓的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步骤，提高了弓箭的射击力量和准确性；同时，也降低了对弓手的技术要求。与普通弓箭相比，青铜弩机属于更为复杂的机器。弓手需要极大的力气，而弩的要求就低得多，一个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也可以用弩杀人。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征发了全国所有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去前线，一举击败了“胡服骑射”的赵国。
青铜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其直接影响便是军事主力从贵族转移到平民身上，使战车时代走向终结。依靠大批量生产的青铜弩，以法家农战思想武装起来的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用张笑宇的话说，中国历史两千年来的路径依赖，其触发“扳机”，有可能只是一项发生于两千多年前的技术突破——弩机的发明与应用。
作为一种复杂的金属机器，弩机的大量生产需要标准化，这就离不开科层化的官僚，好在一个早熟而严密的官僚体系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了。从此以后，“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
青铜武器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有了青铜武器，武装不再是普通平民随便可以得到的，统治者通过垄断青铜武器，拥有了凌驾于平民的武力优势。春秋时期，青铜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与战车一样，都是国力的象征。楚庄王以青铜馈赠郑国，特别提请不能用来制造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