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1）

英国经济史学家怀特海说，17世纪是“天才世纪”，涌现出伽利略、笛卡儿、牛顿、玻意耳、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一大批科学和思想的巨人，相对而言，18世纪在实际应用方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世纪”。

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即英国创立了议会内阁制政府，美国创立了联邦总统制政府，法国革命提出了人道主义原则。实际上，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去的，而法国革命时的自由思想也是从英国输入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

资本主义的根基之一便是法律，英国国王与清教徒的冲突其实是为了争夺立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光荣革命算是承前启后的一大分水岭。

在这个“第一场现代革命”之后，18世纪的英国已经不同于17世纪的英国。神权已丧失其权威地位，政教分离成为公认的原则。英国的议会对王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均为王权专制国家，这成为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的主要政治原因。

经济学家诺斯指出：“英国经济能成功地摆脱17世纪的危机，可以直接地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

在自然界，两只蚂蚁会争夺一块面包，两只鬣狗会争抢一块肉，一切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英国启蒙思想家休谟发现，动物无法表达“我的”“你的”这一类概念，但人类可以。在个人拥有私有财产之后，市场交换和分工协作才成为可能。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从休谟、柏克到阿克顿、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等思想家，都将财产权视为自由制度的基石。

以光荣革命为契机，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

当时从英吉利海峡望向欧洲大陆，从法国一直到土耳其再到东亚，都是一片专制王权的海洋，时人就毫不奇怪英国人一定会为他们能生活在一个拥有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国度而感到庆幸了。而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社会，才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产生惊人的结果。

1660年，英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1689年颁布的《宽容法案》，可以被视为启动工业革命的一把金钥匙。

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气，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与仪表技师和手工艺人的技术以及企业家和工厂主的经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典型的如瓦特、博尔顿与威尔金森的交流合作。

在一种开放交流的环境中，很难把某项发明完全归功于某一个发明家，即使这个发明家是个天才。正像牛顿所说，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英国虽然是一个传统贵族化的特权社会，但在当时，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发现，除商业以外，科学活动也是社会地位升迁的一种十分令人满意的工具。

在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中，科学最受人尊敬。国王甚至创办了皇家学会，其他显贵名流也对科学活动慷慨解囊，这些赞助通常可为科学研究募来数目可观的金钱，并带来社会名望。换句话说，科学上的杰出才能带来了与显贵交往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成为一条社会流动的渠道。比如，胡克虽然出身贫寒，但他因为在光学方面的特殊贡献，受到了很多贵族的欢迎，并成为国王的座上宾。

1727年牛顿去世，葬礼极其隆重，这让伏尔泰无限感慨：“我见到了一位数学家仅因为他在职业上的伟大成就，就像一位功德无量的国王那样，享受臣民为其举办的高规格葬礼。”

这种崇尚科学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用小说家斯威夫特在1726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中的话来说：“谁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

同样作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与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西班牙王室将掠夺来的白银用于炫耀和挥霍时，英国自由发展的新富阶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势力。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开始出现了专门授予的垄断权。最初只是授予特许公司，比如东印度公司，后来逐渐授予那些由于做出了创造性的发明而获得专利的人。技术创新取代传统特权成为经济的加速器。

作为技术创新的加速器，工业革命“最大的发明就是发明了发明的方法”。发明与专利构成前所未有的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