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2）

培根于1601年首先倡导这种创新方式；23年后，英国颁布了第一份正式的发明专利法案：Statute of Monopolies。从这一刻开始，知识变成了一种财产——知识产权，人们的垄断权不仅仅只限于过去，还包括未来。这种智力垄断与权力垄断有质的区别，前者代表文明与进步，后者则是野蛮暴力的产物。

可以说，专利权对于机器发明者是一个极大的激励，一个充满才智的人可以依靠发明而获得财富和地位。如果说专制君主主宰着一个国家，那么专利发明则可能主宰一个行业。

工业革命引发了英国持续一个世纪的机器发明热，英国政府正式颁布的发明专利也从1750年的7件暴增到1825年的250件，彻底结束了传统手工时代的技术私传性。从飞梭到“骡机”，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甚至包括理发师和牧师。

可以说，推动工业革命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关于技术的产权保护制度。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评价说：“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

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有一个观点，即发明来源于需要。事实上，需要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发明，但需要确实会对发明有所促进和指导。经济史学家威廉·伯克就发现，发明成为一种大众活动，由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以非常小的规模不断进行着。

18世纪的很多“发明”，其实早在17世纪，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了；准确地说，这些“发明”只是一种重新发现或者重大改进。在这些技术发明中，有些属于基础性和宏观性的发明，有些属于从属性和微观性的发明；前者更富于原创性，后者则以改良为主。

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和纽科门蒸汽机就属于前者，瓦特蒸汽机则属于后者。而实际上，纽科门发明蒸汽机，又受到了萨弗里不成功尝试的启发。

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围栏都采用造价高昂的篱笆和栅栏；虽然当时铁丝很廉价，却没有出现铁丝网。直到1868年，迈克尔·凯利发明了带刺铁丝网，这个如同纽扣一样简单而重要的发明，一举改写了美国农业和现代战争的模样。

同样，机器与其说是“需要”的结果，不如说是人们被迫无奈时有意的发明产物。因为木材短缺，人们“发明”了煤；因为煤矿被淹，人们“发明”了蒸汽抽水机；因为羊毛短缺，人们“发明”了棉花；因为棉布紧俏，人们“发明”了新式纺纱机和织布机，等等。

现代人常说“科学技术”，其实“科学”与“技术”是两码事，科学是学者的专长，而技术则依靠专家和工匠。在传统时代，技术掌握在工匠手中，即使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也一般都出自工匠之手。瓦特虽然不懂蒸汽机的工作原理，但却发明了联杆转动的蒸汽机。

作为英国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始祖，培根对中国的发明给予极高的赞誉：“千百年来的一切学问，是否曾做出一个小小的发明而使我们的福利得到增进呢？在这点上，似乎学者的贡献还不如工匠的一些偶然的发明。”

比培根稍晚半个世纪的化学家罗伯特·玻意耳发现，擅长动手的工匠要比那些坐而论道的学者更有创造力，每当特定的需求产生的时候，就会有天资聪颖的人进行相应的发明创造，采用大量机械代替人手劳作，这样就给工匠们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甚至可以借机发家致富。

爱迪生和福特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伟大工匠。福特曾说，一个真正的机械师应该掌握每件东西的制造原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从书本中获得的。机器对于机械师而言，就如同书本对于作家一般。

应当承认，工匠对科学——特别是技术进步，有着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

很多时候，科学仪器的发明也会极大地推动科学进步，而科学仪器一开始往往是由工匠们制造出来的。比如近代天文学的进步要归功于望远镜的发明，生物学和医学则要归功于显微镜的发明。这两样东西都是眼镜工匠制造的，而不是哪位科学家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