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基因
少数精英在现代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很少有人能超越个人的眼前功利，对国家和民族有深思远虑。很多新兴国家都不免沦为个别强人的私人玩具。哈耶克曾经颇为自得地说：“美国人好运独得，他们的领袖人物当中，有一批对政治哲学深有研究的人。或许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在韦伯眼中，本杰明·富兰克林简直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完美化身：他珍惜时间，珍视信用；他出身贫贱，一生简朴；他相信有13种美德可以赐予人一个完美的人生，分别是不喝酒、沉默、有条理、果断、节俭、勤奋、真诚、公正、温和、清洁、安宁、贞节和谦逊。富兰克林一直活到84岁，在自己的墓碑上，他只留下了自己的职业和名字——“印刷工富兰克林”。
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曾经这样赞美富兰克林：“他从天上取得雷电，从暴君手里夺取权杖。”据说，富兰克林在巴黎观看热气球第一次飞上天时，有人问他：“这东西有什么用？”富兰克林反问道：“你说新出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哲学的意义。
从富兰克林开始，尊重科学和技术就成为美国社会一个经久不衰的特征。在参加大陆会议的56位代表中，29人有大学学位。当美国人决定要成立一个新国家时，正是这群知识分子制定了当时的美国宪法。到1800年，这个新生国家已经拥有十几所大学，而同时期的英国只有两所大学。
美国发源于英国的殖民地“新英格兰”，这是由一群英国清教徒创建的，但美国并不是另一个英国。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欧洲文明中的英国传统挪到北美荒野，在适应当地环境后结出的果实。换言之，它是一批已经高度成熟的人类，带着一套高度成熟的思想，有意识地去创建的一种他们意愿中的文明。若不是美洲大陆的发现，人类大概不可能有机会去创造这样一个年轻的文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出来的。
美国的名字是发明的，美国的民主是发明的，美国的机器是发明的，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发明的。对美国人来说，想出一个创富的点子，造出一台节省劳力、削减成本、制造幸福的机器，是智力努力的目标。或者说，智力财富是所有一切财富的源泉。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人表现出非凡的创新能力，这背后虽然有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制定了出色的专利法律。1836年通过的《专利法案》要求，发明者必须在注册专利时列出该发明的详细步骤与描述，以便让其他发明者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一种创新一旦获得专利确认，便自动获得其主张的设定权益，并即刻获得市场价值，成为能够买卖的资产，这是当时美国独有的创新激励机制。同时，在美国申请专利很便宜。从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专利数量开始直线上升，30年后更是达到每年2万个之多。正像林肯所说，专利法“给天才之火注入利益这一燃料”，“发明热”在美国非常主流，很多发明都会引发持续不断的改进，带来源源不断的新产品。
二战期间，欧洲人给美国贴上了诸如高效、先进技术、工业动力学、机器崇拜、流水线、流线型设计、标准化产品、商业精神、大规模消费、大众社会等标签。“美国没有人想做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所有事都让机器去做。” 一位欧洲评论家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韦伯说过，资本主义的工业若无来自古老地区的大举移民运动，往往也就无法成立。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美国一直是英国人的移民首选；1851——1890年，500万英国移民中，绝大多数选择了美国。
马克思也肯定了移民的作用：“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
早期的美国，财富并没有被垄断在一个保守封闭的特权贵族阶级手里。每一个人，无论他来自哪里，都可以在这里碰碰运气。这是一个比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开放和更优越的社会。
一个拥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子弟，只要足够勤奋，就有机会跨越阶级间的巨大障碍，成为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人。这是一个新国家留给老欧洲的典型形象。
马克·吐温在《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中借主人公之口说：“我是个美国人……土得不能再土的美国佬——我很现实，或许你可以说我毫无情趣，换句话说，我不懂得什么是诗情画意。我的父亲是一名铁匠，我的叔叔是给马看病的兽医。我继承了他们的手艺，两种活儿我都会干，然后我去了那些伟大的兵工厂，开始学习真正的技术。能学的我都学了，我学会了所有东西的制作方法：手枪、加农炮、锅炉、引擎，任何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我都学了。只要有人想要的东西我都能造出来，如果还没有什么新式的方法能够很快地造出这种东西，我会自己想新的办法。”
1776年，当13个州宣布脱离英国独立时，所谓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偏居大西洋沿岸的农业小国。而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已经横跨整个北美大陆，人口也超过了英国。1800年时，纽约只有不到8万人；到1890年，却达到了250万。1890年，位于内陆地区的芝加哥人口也达到100万，而40年前尚不足3万。
新来者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启动，而后是飞速的跃进。当时的一位评论家充满激情地写道：
对于芝加哥来说，在所有中部州中，在所有北方城市中，交通和工业咆哮着，锯木厂嘶鸣着；工厂的浓烟染黑了天空，机器相互碰撞，火焰迸发；车轮转动，活塞推进气缸；齿轮紧挨着齿轮，传动带勾住巨大的鼓轮；转炉将熔铸钢铁的烟雾喷向浓烟密布的天空。这是一个王者的国度。
虽然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但真正获益的，或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国。两次美英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美国的信心。虽然英国可以阻止新机器出口美国，但却不能阻止美国自身的发展。
1791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提出，美国发展的关键在于激励国内制造业，“特别是与机器相关的新发明”。到19世纪中期，年轻的美国就已经迈进先进的工业国家之列。在生产领域，美国产品比英国产品更便宜，更具竞争力。
1813年，波士顿金融家弗朗西斯·卡博特·洛厄尔在波士顿附近的沃尔瑟姆开办了波士顿制造公司。洛厄尔曾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亲眼见过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业。他回到美国后，聘请机械专家保罗·穆迪为他的工厂制造了许多机器，他还雇用了一位来自英国的新移民，从而得到了最新的织机技术。
洛厄尔将所有工序安排在一个大车间里，由一个中央动力源提供所有动力。棉花从车间这头送进去，织好的布匹就从车间另一头运出来。著名的“美国制造体系”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美国以其无比的天然资源，无限的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以及发明和组织的天才，发展了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设备最好、生产力最大的工业经济。在坚强的保护关税培植下，美国的金属、纺织、工具、服装、家具和其他制造业，在仅仅三十年内就从幼年成长到完全成熟，并且渡过了剧烈的竞争时期。在大托拉斯的有力控制下，其生产力超过了欧洲最先进的工业国。
美国之所以后来者居上，一是他们充分地学习和改进一切新技术，二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规模。
因为美国劳动力比英国更加短缺，这使美国在机械化方面步伐更大，走得更远。正如马歇尔所说，用机器制造机械，开辟了零件配换制度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