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
现代人出生没几年就要接受教育，很多人的“成功”甚至都以接受大学教育为基本前提。在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学实行文理分科的教育制度，其中理科是指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数理逻辑的学科。这些学科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不入流的“实学”“末技”。
常常有人将现代中国的高考比作古代科举，其实二者形似而质不同，古代精英专注于经史典籍和道德文章，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才是黄钟大吕。
技术在古代人眼中的位置，放在现在，类似历史在机械工程师眼中的位置，大概没有多少机械专家真的在乎历史，甚至机械史。对一个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他可能不关心机械在人类历史上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更关心机械在当下有什么用，能带来多少利益。
刘仙洲先生是中国屈指可数的机械史学者
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科学繁荣，机器盛行，但同时又刮起了一场“中国风”。伏尔泰一度对中国文化极其崇拜，但随着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他发现中国在科学方面并不先进——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可能在伦理方面是第一个文明开化民族的中国人，在科学方面却落到最后了，他们的无知与其傲慢一样严重。他们可能会成为很拙劣的自然科学家，却又是最文明的礼仪雅士。
1920年，正在美国考察的冯友兰撰写了一篇论文，即《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当时，“李约瑟难题”尚未被提出。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对中西文化都有很深的理解。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质的区别，中国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中国哲学家也不需要科学，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
同一时期，梁漱溟撰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此也持类似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很多先进的技术，但就中国的科学水平而言，则长期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像古希腊哲学中的那种形式逻辑体系。
这或许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一方面崇尚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又信奉实用主义。《明史·太祖纪一》说：“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可见“人材”与“粟帛”无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
实际上，科学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亚里士多德说，哲学产生于人们的好奇，由于对身边的事情感到困惑，要求解答，所以是为求知而求知，为学术而学术，并不是为其他实用目的。
相对于古希腊文化的逻辑缜密，中国文化偏重于直观体会。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木工工艺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中国的有机宇宙观完全不同于牛顿力学的机械宇宙观。中国古代比较轻视实验和抽象的理论，重视经验和感性认识，这也是科学缺位的原因。
与近代西方的冒险探索和科学竞争精神不同，中国传统更强调质朴、无为、仁义等，这充分体现在老子、庄子、孔子等先贤的思想中。如“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
“无为”“不争”和“不尚贤”，这种节制体现了传统时代的东方智慧，其本身无可指责。正是基于长远考虑，古人对“天人对立”“挑战自然”的技术革命持警惕和反对态度，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黄仁宇说过，中国一向无意于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它志不在此，“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
从这种角度来说，“李约瑟难题”似乎变成了一个伪问题，就像是在问苹果为什么不是梨一般。事实上，李约瑟虽然苦心孤诣地对中国古代技术进行了细致整理，但仍然没有摆脱“其义全阙”的缺憾。
按照儒家的思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抛开功利色彩不谈，很难说这种保留和保守不是一种智慧。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日中则仄，月盈则食”。横渠先生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儒家强调的是人的内省，要征服的是“心”而非“物”。《孟子·梁惠王上》中这段话就体现了传统文明的生存之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从历史来看，中国文明崇尚中道与中和，对于人类文明的垂之久远，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无疑是一种启示。用现代标准或西方标准来评判古代中国有失公允。中国古代技术虽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在特定的官僚体制和社会环境下仍然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梁漱溟认为，自古迄今历史有两个阶段，分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国不仅建立了稳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算美好，但至少不是太坏。中国人历来赋予国家以避免最坏情况的使命，而最好情况则需要漫长的努力和耐心来争取。这是一种保守性、自律性的文化。“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
大致来说，中国人比较感性，看重人情，崇尚自然与艺术；西方人比较理性，重视人权，尊崇宗教与科技。
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对犹太教、西方宗教、印度宗教和中国宗教都有深厚的研究。他将中国的儒家学说也视为宗教，和道教一起与西方新教进行对比，发现儒家理性与新教理性是恰好相反的，儒家理性是理性地适应世界，新教理性是理性地掌握世界。
宗教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的未知和恐惧，如果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那么佛教则深刻影响了东方。基督教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入世的、主动的、理性的、积极的和功利的，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应当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佛教文化则是出世的、被动的、消极的和敬畏的，认为人应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中国，佛教、道家、儒家思想多有融合，因此有“三教合一”之说。在不同思想的浸染下，西方以征服自然的进取精神，发展出科学体系和工业文明，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则因顺天应人的保守，陷于技术上的落后，逐渐在全球竞争中处于被动。
历史和文化之于中国，就如同民主和自由之于美国。钱穆先生说过，西方重哲学，中国重历史。哲学提倡思想，历史总结经验；思想使人创新，而经验则常使人保守。中国传统中，“六经皆史也”，这些经典最多也仅限于伦理的范畴。
在孔子、韩非子创立“做人”和“做官”方法的同一时代，古希腊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欧几里得等一批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各自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科学虽然没有使古希腊免于灭亡，但没有科学，西方世界就不会兴起。
其实，即使在古希腊时代，那些思想精英和科学家在整体上也看不起具有实用性的机械技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中，“技艺”在人类知识中所处的层级毫无疑问低于纯粹的思辨。普鲁塔克就评价阿基米德制造的、用于抵御罗马人围城的机器只是几何学的副产品，比探讨原理的哲学学说层次要低。普鲁塔克还说：“工具制作和大体有实用价值的行业都是低微和卑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