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懋可定律

事实上，李约瑟的困惑也是所有西方人的困惑，特别是对那些汉学家来说。

从世界历史来看，中国是极其早熟的。中国发达的农业使其人口很早就达到了现代欧洲的规模，人口达上百万的城市屡见不鲜。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成为制约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精耕细作使机器和规模生产失去可能，并因此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吃苦耐劳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节省劳力的发明创造不受重视。

“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不仅风车和水磨等节省劳力的机械在中国难以推广，甚至连畜力某些时候都被人力替代，反轮子的轿子就是典型案例。

清末时期到中国赈灾的美国人尼科尔斯，通过观察陕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发现——

村民们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制造的。妇女们专门务弄棉田。她们采摘棉花，纺织成线，染织成布，为全家人裁缝衣服。……中国的土地和农业制度使得帝国庞大的农业人口生存、繁衍。它对竞争的限制达到了如此程度，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其乡邻更为富有。它通过给每人提供一块土地，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仅供个人需要的东西，从而防止懒惰散漫和过度生产。……这一制度只为农业提供便利条件，其他行业的发展则被迟滞了。

1700年到1850年，英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1700万，而中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4.3亿，中国人口比英国多二三十倍。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英国那样，靠进口大量粮食和原材料，出口大量工业品来生存。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发现：中国在1500——1800年的经济处于“高度平衡陷阱”。即从技术和投资两方面来说，在没有工业科技的投入、农业亩产已近极限的情况下，随着人口的增长，为维持发展所需的剩余产品的数量也会逐渐减少。而随着剩余产品数量的减少，人均的收入和需求也将减少；农业产量和交通技术在当时已没有提高的可能，对于农民和商人来说，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而是更多地节约能源和固定资本。这被很多人称为“伊懋可定律”。

韦伯虽然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使那些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认为，在中国没有使用机械的必要，因为人力又多又便宜：“使用机械力量所取得的巨大效益在他们不是不懂，就是故意不理。在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机器可能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之下。使用机器以省力节时的好处，是否足以消除引进机器可能给个人带来的短暂苦恼和忧虑，在他们心目中根本还是一个疑问。”

虽然直到帝国末期，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是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这种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

中国近代纺织业虽然发达，但基本局限于家庭手工的传统经济模式；家庭不会去适应工具和机器，反而是工具和机器不得不去适应家庭，这必然阻止了机器的出现。

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新技术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到王权。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如织袜机的发明虽然提高了生产率，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也招致各方的反对。

中国对技术进步的保守态度，其实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反机器运动具有类似的动因。考尔伯特称机器是“劳工的敌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强调机器是“有害的”，因为它减少了工人的数量。

早在惠特尼之前，英国人亨利·莫兹利就在朴次茅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规模化生产的工厂，雇用非技术人员大批量生产船用卡座，但英国政府考虑到数以万计的传统技术工人，对莫兹利的革新并不支持。

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曾是欧洲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但许多城市却禁止发明创造。在意大利历史上，有许多发明家倾家荡产，老死他乡，甚至有人为了创新而丢掉性命。

钱乘旦先生是从事世界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历史学家，他指出，工业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应有的知识和发展的潜力，更需要一个宽容的社会制度。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英国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承受创造性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包括收入的再分配，也包括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以晚清中国遇到的现实问题为例，茶叶向来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但其生产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再加上英国殖民者大力扶持印度等地的茶叶生产，最终中国茶叶被印度茶叶侵蚀了海外市场。同治五年，中国曾从锡兰引进一架揉茶机，因担心引起揉茶苦力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至少在那个年代，中国人是无法接受由技术引起的“创造性破坏”的。

晚清时期，修建吴淞铁路之所以引发争议，也是因为担心引起马车夫失业。当时担任美国驻华代办的卫三畏对此深表同情：那些靠着沉重的体力劳动谋生的“船夫、车夫等亿兆中国人”，如果生计“忽被汽船或铁路所剥夺”，跌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很有可能会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他们的统治者的严重灾害和真正的危险”。

像曾国藩对修建铁路的忧虑一样，上海织布局成立时，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从安置”。

礼部尚书奎润对此也极力反对，他的理由很简单：中国自强之道，与外洋异。外洋以商务为国本，中国以民生为国本；外洋之自强在经商，中国之自强在爱民。外洋民族少，故用机器，而犹招募华工以补人力之不足；中国民族繁，故不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对游民的焦虑从来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心病，因此而催生了世界上最古老也最严格的户籍制度。

王学泰先生认为，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在中国社会史中，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始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因为只有剧烈的社会冲突才会改变他们的底层命运。所以他们是秩序的破坏者，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时并没有人发现，游民并不是现代化机器工业的阻碍，与之相反，机器工业恰好可以解决游民问题。沈纯在《西事蠡测》中说：“中国则生齿日繁，事事仰给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机器导其惰，聚此数十万游民懒妇，何术以资其生乎？”清代湖南巡抚王文韶说：“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盛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实际上，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或亚洲的问题，也是传统统治者的普遍心态。

在奥地利帝国，法兰西斯一世也对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机器持坚决反对态度。有人将修建北方铁路的计划提交给他时，他说：“不，不，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免得国内发生革命。”

法兰西斯一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后来直到1835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奥地利帝国皇帝。他是一位绝对的专制主义者，坚决反对现代工业的发展。他认为，工厂会把贫困的工人集中到城市，特别是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会威胁到他的专制统治。他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传统统治地位，保持现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阻止建立工厂。

1883年时，世界钢铁产量的90是使用焦炭生产的，然而在哈布斯堡地区，一多半的钢铁生产仍然使用效率低很多的木炭。同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帝国崩溃时，纺织品还没有实现完全机械化生产，仍然是手工生产。

法兰西斯一世阻止工业化和经济进步，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的经济衰退。无独有偶，沙皇俄国的思路与奥匈帝国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