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商（1）

晚清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几个现代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都是传统士大夫。他们崇尚的是“治国平天下之术”，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经学家王闿运谆谆嘱托，要他以“圣道”教化“英夷”：“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此诚不虚此一使，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

当时力推洋务运动的只是朝廷高层的个别官僚，整个社会风气和舆论仍对此形成巨大的阻力。李鸿章与曾国藩推动的“幼童留美”，后来不得不半途而废，归国的幼童被朝廷视作“思想犯”遭到监控。

王闿运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在曾国藩的幕府任职，他坚决反对引进西方的火车、轮船和火炮。“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驶，行炮须人运而莫能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毙而已。”

总体而言，清朝的这种工业化进步仍然极其有限。根据郑观应统计，清政府在1871——1894年，军事工业总投资为2000万元，合白银每年78万两，仅占绿营军费开支的2.6。

张之洞说：“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按照“体用之说”，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维护儒家秩序，或者说是维护清朝统治，保持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永存不衰，即“皇位永固”，这要比维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无缺更为重要。

用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话说，晚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巨大努力虽然十分辉煌，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相容，中国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的统治，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事件，儒家学说及其体系本身的缺陷也脱不了责任。因为儒教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与商业、工业等经济形式格格不入。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传统的农本思想和华夷之别观念，使中国对外一直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对内以“宫市”“和买”和“采办”来强买强卖。对皇权官僚体制来说，维护统治要比发展经济重要得多，权力稳定大于一切，包括经济和科技发展。

韦伯指出，一般的官僚制会压抑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压抑经济的内生竞争力。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会成为一种使经济停滞的力量。

光绪时期的御史俾寿说：“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憎于行商，以做官权力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中国商无利则已，有则必归官办，固有力者不敢轻动其资财，无力者不敢妄用其智慧，黠者因人成事，倚为护符，皆不肯自立一业，自成一枝，于是聚千百万冗员，咸以官为谋食之薮，以其身荣而利厚也。”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的传统，这使中国商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因此，在清朝人的生活中，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

所谓洋务运动，完全是在农业基础和传统专制体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改革，清朝官府不仅是政治垄断者，也是经济垄断者，所以一切工业体系都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传统的官僚权力依然是一切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其以古代模式来模仿现代模式，工人“给穿号衣，均住厂内”，监工可“请地方文武营汛随时弹压照料”。

这些官办工厂貌似公司性的商业组织，但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公司可以与其协作或竞争。作为制造企业，既没有供应商，也没有销售商，几乎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一个官方机构。与传统中国官府一样，既没有预算编制，也没有账目核算，更没有现代的人事管理制度。

西方人评论中国的官办垄断企业：“居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

当时的英国人如此写道：“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个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我们向英籍经理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主营官吏的朋友；虽然对于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监察和上司，并有相称的好听名衔。这些装饰门面的指挥者们自由地来往出入，他们唯一要按时做的工作只有领月薪一项而已。”

到甲午战争时，世界已经进入机枪时代，金陵制造局仍在制造传统的“抬枪”。这是一种重型火绳枪，俗称“鸟铳”，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子弹。这让厂里的英国人感到十分不解：“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机器，都用来生产一些无用的军械。……很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中国官员很兴奋地展示一些仿造毛瑟枪机的后膛抬枪，一个官员告诉我，抬枪子弹可以穿透4寸的木板，他看来既满足又得意，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类似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