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商（2）

无论是自强运动或是洋务运动，在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看来，引进这些新奇事物如轮船、电等，更像是在腐朽的外表上打补丁。

曾出使英国的薛福成指出：“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给光绪的临终遗折中写道：“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是恃欤？”

数年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一言概之，“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设议院、兴民权”。

在清朝权力体制下，先进的设备因为落后的管理，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这些官办企业在官吏手中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当局不得不将其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最后干脆改为官督商办，实行权力寻租。

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这让人不由得想起荀子所言：“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在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道光三十年，清朝当局对国内贸易开征厘金；一时之间山寨林立，暴力泛滥成灾，人人都以剪径为荣。光绪二十一年，通州武举人李福明开机器磨坊，日磨细面200担，结果被官方以“私开机器磨坊”的罪名严厉惩处。

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在政治和法律层面，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商人更是排在“四民”之末，地位连农民都不如。

在官方眼中，民间社会属于野外之地，有人谓之“江湖”。虽然在商业和运输业领域很早就有自主的行会组织，但在20世纪前，这些组织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是传统的帮会组织。

即使颇有影响的传统商帮和钱庄，包括广州十三行在内，它们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企业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商业组织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其商业活动以权力租售形成的市场垄断为主，更谈不上什么技术创新。这些民间商人一般具有半官方身份，甚至是官方的代理人。

日本研究清史的专家增井经夫评论广州十三行时说：“官僚不仅只是压迫商人，商人自己也是官僚。中国官僚是一种商人，中国的富豪全部是一种官僚。”

晚清时期的所谓企业家如盛宣怀、张謇、严信厚、聂缉槼等，他们的真实身份其实都是官僚和官绅。据统计，1890——1910年，中国建立的26家纺织厂中，由官员开办的为20家，买办开办的为6家。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

鸦片战争拉开了中西之间持续一百多年的激烈碰撞，一方是自由贸易下的资本主义，一方是权力至上的官僚主义。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官僚主义的核心是控制，官僚主义的自强运动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美国商业信条》一语道出：“政府是由官僚管理的，而官僚总是毫无责任感。

他们靠政治而不是靠诸如商业的目标来促进，对他们的评价不是根据其经营活动结果，因此，他们绝不可能像在利润动机激励下从事经营的企业董事们那样有效地行使职责。”

无论从制度还是传统来说，清朝的官员和富绅都是典型的食利集团，他们从不缺乏贪婪的胃口，并有着强烈的控制欲，或者说强制欲。总体而言，清朝崩溃之前，官僚集团基本垄断了一切组织，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甚至连盐、铁和火柴这样的日用品的生产也不放过。

官僚权力本身都具有寄生性，借用张爱玲的一句话说，帝国是“一袭华美的锦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皇权体制下的中国不存在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有自由企业，一切都必须在官府的恩准和监督下进行，官吏集团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这种原始资本主义属于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

作为公权力的官府利用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少数群体的私利，不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坏资本主义造成了低效和浪费，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所有经济都围绕着官府和特权阶层发展，市场狭小，生产窒息。直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尚不足1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