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革命

民国时期的中国总体上显得支离破碎，或者说就像一辆断为几节的列车。西方文明带来的现代教育和城市化，一方面使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融入现代世界，另一方面也使内陆乡村社会成为被精英遗弃、管理日趋失序的地区。尤其是中央政府迁到南京后，中西部乡村连遭天灾人祸，处境更加危险。

从清末到民国，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程度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极其罕见的。

1927年，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1934年，湖北省襄阳县县长称：“近数年来，士大夫阶级类多全家去乡，侨居他埠，而无产失业之徒，或从戎，或附匪。其土著大多数为自耕农，识字甚少，程度极低。”

“中国农民基本上是在被近代化抛弃的情况下，走完了从1840至1920这八十年的心路历程。” 可以说，城市中间阶级与乡村农民完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转眼间，这些被时代遗忘的农民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彻底改写了中国的现代进程。

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任何一场大的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而不是下层人民引发的。但是，一旦人民挣脱了枷锁，革命的威力属于人民。”

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发现，中间阶级与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和人民的身份变化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因此，20世纪的国际现代政治呈现出不同道路：一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二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三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

全中国的广袤区域都处于活跃革命的痛苦中，或者处于土匪们的控制之下。因此，1927年开始的革命以及最终1949年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其民众基础就是这些缺少土地的农民。

回顾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一直是绝对的主旋律。

就现代史而言，一个国家政治遗产的差异往往决定了其现代政治变迁的不同道路。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在1911——1949年至少经历了两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大事件，如果再加上此前的太平天国革命，那么在走向现代的百年中，暴力革命几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战争导致的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是中华民国政府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1931年，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以邻为壑，出台《白银法案》，国际银价随之迅速上涨，引发中国“白银风潮”，银元体系濒临崩溃。

国民政府于1935年推行法币改革，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历史从此终结。

法币同样没有摆脱崩溃的命运：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1939年能买一头牛，1941年只能买一头猪，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到1948年只能买4粒大米。钞票贬值到最后竟不抵印刷成本，最高面值达500万。

不用说底层平民，就是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陷于“活不下去”的困境。失去民众的信任之后，金圆券改革犹如抱薪救火，进一步加速了货币体系的崩溃。

通货膨胀导致绝大部分民众的赤贫化，极大地强化了“均富”理念的正当性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基础。

事实上，抗日战争对蒋介石政府真正致命的打击，并不在于损失了多少国民党军队，而在于这场长达14年的鏖战，无情地毁灭了一个稳定政权所必需的财政能力和经济基础，国民政府也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使其统治体系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就已崩解。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欧洲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的人均收入提高了9倍，而中国的人均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175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32，至1950年仅占世界总量的2.9；195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39美元，相当于1820年的73。

1930年前后，中国的国力突飞猛进。有些人乐观地认为，如果中国再发展5到8年，甚至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但不幸的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曾经亲历那段历史的许倬云先生说：“在1928——1936年间，中国沿海一带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时的工厂数目成倍激增。可是，战火一起，薄弱的工业便全数报销了。没有一个国家经得起百年建立的基础于瞬间被一笔勾销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