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1）

从历史进程而言，日本与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差异。

日本庆长八年，德川家康夺权成功，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幕府。将军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大名为各藩国的统治者，由此形成在将军控制下的各藩国分割统治的政治体制。

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中央集权制，那么古代日本就是分封制，这非常接近西方工业革命前的社会状态。尽管更为先进的制造业要等到明治时代才出现，但德川时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早期工业化”的特征。历史学家兰德斯甚至说，即使没有欧洲的先例，日本也会自发地爆发工业革命。

彭慕兰估计，18世纪的日本有2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同期的中国和西欧只有10——15。1800年，全世界或许只有江户的人口超过100万。

与中央集权的清朝相反，日本有良好的现代市场经济基础，私有产权受到保护，工商业自由发展，大商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有“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之说。

日本三井财阀最早起源于17世纪，刚开始时从事酿酒，德川时期开设“吴服店”，1684年开始从事金融业务，比英格兰银行还早10年。黄仁宇说，如果真的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它的“暖房”既不在西欧，也不在中国，而在江户时代的日本。

正因为如此，日本一旦主动打开国门，就如鱼得水般地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相比之下，那时的中国对现代文明则始终有点“水土不服”。

现在看来，日本与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开局。日本的崛起堪称一个现代史上的奇迹。以“黑船事件”作为契机，日本“识时务”地结束了闭关锁国，开始明治维新，凭借“和魂洋才”的精神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日本很快就变成一台“船坚炮利”的战争机器。

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这比中国立宪早了将近20年。

最能体现日本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将教育平等视为国家的根本政策。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令》，到35年之后的1907年，日本的小学就学率达到97.83。其国民教育已步入全世界最好之列，甚至超过德国、英国和荷兰。只是这种教育仍然着眼于国家主义思想。

如果说中国与英国没有可比性，那么日本是一个更为恰当的镜鉴。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识字率就远远高于中国，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被束之高阁，传入日本后却洛阳纸贵。

福泽谕吉被称为“现代日本的建筑师”。当时，他像许多日本人一样，对西方科学技术极其狂热——

当时不像今天具有工业技术的基础。蒸汽机之类的机器在整个日本国内是看不到的，就连化学仪器好像也找不到全套。不用说全套，就是零散的也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对机械或化学方面的一般原理是明白一些的，所以总想实地试验一下，费了不少苦心，参照原著绘图制作了一些类似的仪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认为“和魂洋才”式的改革不够彻底，开始向“全盘西化”转变。在1856年到1860年，福泽谕吉系统学习了西方的化学、物理知识。传统的中医、儒家和汉学在日本迅速遭到冷落，甚至被敌视。“明治维新”之后短短30年，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大量发行公债以支持国家发展，而当时的清廷还在不停地往国库里搜刮银子；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清朝洋务派总共创办了约60家近代企业，而日本同期却建成了5600多家公司。1896年，日本铁路里程数达到3700公里，中国只有600公里。

甲午战争其实是对清朝和日本的一次大考，结果是洋务运动输给了明治维新；清朝的巨额赔款更为日本的现代化大业“添砖加瓦”。战后10年间，日本经济再次提速，公司数量增加了2倍，资本总额增加了3倍，出口贸易增加了1.5倍。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日本已经在中国拥有886台织布机，日本的棉织品出口已经占全世界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实业”这个日语外来词，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极其通用，以强调现代工业企业，旧有的“工业”一词保持传统含义，仅指手工业。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大化革新后，日本几乎是全盘唐化。

在明治之前，中国的“唐学”就已经被西方的“兰学”取代；明治以后，日本进一步全盘西化。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日本化的过程，特别是甲午战争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的工业技术和现代文明被大量引进。一大批中国青年从留学“西洋”转向“东洋”。“师夷”变成“师敌”，“倭学”成为与“泰西之学”并立的“泰东之学”。康有为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 因此，中国有关现代社会和科学的汉语名词大多来自日本。

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文书籍共计958种，这个数字比此前半个世纪中国所译外文书籍总和还要多，尤其以人文社科类图书为最多。如同一个隐喻，福泽谕吉将“civilization”翻译为“文明”，将“culture”翻译为“文化”，这两个词语很快便成为东方世界进入现代的一种标志。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曾说：“历史不能被写成仅仅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历史。文明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有时候是由于这一部分人的贡献，有时候是由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贡献。”

如果说古代日本曾经是中国最忠诚的学生，那么现代日本则成了中国的“先生”。1896年，仅有9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10年后，有1.2万名中国人在日本留学。

许纪霖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中，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方式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从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来看，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南美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军官主导型，中国则可称为知识分子主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