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

人类很早就开始绘画，但现代影像技术已经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局限。

电影技术脱胎于摄影术。最早的银版照相机于1839年由盖达尔发明，1888年柯达开始生产胶片，此后照相机迅速普及，同时也让连续摄影成为可能。

电影利用人类天生的视觉暂留现象，分为摄像和投影两部分：当摄像机以很短的时间间隔连续拍照时，它就可以记录一个动态场景；当这些连续拍摄的胶片以同样的时间间隔被投影机投射到银幕上时，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初被拍摄的活动场景。早期电影为每秒12帧，后来改为每秒24帧。

从这里可以看出，电影仍是摄影的一个变种。爱迪生对电影最重要的贡献是投影机，或者说放映机，因为这需要高亮度的灯泡作为光源。灯泡要用电，电影就这样诞生了。

与电影相比，照相机不用电，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玩的机器。在人类文化史上，发明摄影绝对是一件大事。

在摄影出现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和绘画来记述历史。照相机的发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照片的记录更直观，也更确定。与文字不同，真实定格的照片所传递的历史是细致的和全息的。摄影在光影定格的一瞬间，拥有保留永恒般的功用和意义，因此摄影被称为“图像革命”。

以照片为前锋的新影像不仅是语言的补充，一定程度上也在取代语言，成为现代人构建、理解和验证现实的主要手段。对报纸和广告来说，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从此以后，人们可以轻松地记录看到的一切，哪怕是转瞬即逝的情景，这几乎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记忆系统。

一位电影导演这样写道：“我是一只眼睛，一只机械眼睛。我——这部机器——用我观察世界的特有方式，把世界显示给你看。从今以后，我永远地从人类凝固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在不断地运动。我凑近各种物体，然后拉开彼此的距离。我钻在它们底下爬行。我同奔马的嘴巴并驾齐驱。我与人们同浮沉共升降。这就是我，一部机器，在混乱的运动中调遣部署，在最复杂的组合中记录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我从时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协调宇宙中个别或所有的点，由我主宰它们的立足之地。如此这般，我创造了认识世界的新观念。这样，我就用新的方式，解释你不了解的世界。”

本雅明说，摄影的发明对犯罪学的意义不亚于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学的意义，摄影第一次使长期无误地保持人的痕迹成为可能。人们习惯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来自机器的媒体图像因此具有某种宗教般的权威性：既然机器不会犯错，那么图片也是不可能犯错的，它就像宗教改革之前的教宗权威那样不容置疑。

一位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照片的人说：“我不是犹太人，但是我看到了那些令人惊讶不已的照片。成堆成堆的尸体，山一般的尸体。这些照片给我的意识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给我的冲击可能别人通过别的途径也能感受到。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切都需要质疑。”

社会学家指出，图像技术把社会的“秘密”在相当程度上给公开化了，使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景象。另一方面，图像带给人们的“代理经验”是失真的，但人们常常会被动地、无批评地受其影响。影像是重造或复制的景观，是一种表象或一整套表象，已脱离了当初出现并得以保存的时间和空间。

无论摄影还是摄像，都是对现实世界的碎片化处理。图像制造和传输的技术过程是极具选择性的，它为眼睛创造的与其说是“真实”，不如说是“表演”。所以说，摄影是狡诈和危险的媒介，它以呈现的真实性将真实推开，将“真像”当作“真相”。

摄像技术不仅使图像的移动成为可能，而且可以将已经记录下来的那些转瞬即逝的动作随意放慢、加快、倒放、放大、缩小，这些都是人类从未体验过的全新视觉方式。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过一个“洞穴隐喻”：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手脚被绑着，身体和头都不能动，只能面壁而坐；他背后有一个过道，过道上人来人往，他虽然看不见过道上的人，但火光能将人影投射到他前面的墙壁上。时间一长，这个洞穴里的囚徒便以为墙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

柏拉图想说的是，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为真实的影像而非真实本身所陶醉。影像创造的是一种伪现实，现代社会的图景早已被机器所创造的影像重新建构。

照相机出现之后，视觉文化拉开了现代主义的大幕，将世界带入一个“后真相时代”。在后真相时代，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到什么，或者说能让你看到什么。

莱妮·里芬斯塔尔是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1934年的纳粹党代会是如何上演的，可能部分取决于电影《意志的胜利》。当希特勒在演讲台上的一些镜头胶片被损坏时，他下令重新拍摄。

自从照相机出现之后，照相便成为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尤其在结婚仪式中，照相是最具有纪念意义的。通过照片和相册，每个现代家庭都能够建立起一份完整的编年史。对一个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放在上衣口袋里的爱人照片是他对生命最重要的眷恋。

文字对应着阅读，而图像对应着观看。阅读需要训练，观看却是人的一种本能。一个观看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中心意识，而被观看者则沦为受支配的客体。摄影和摄像带来了一场影像革命，满足了人类的观看欲，这是传统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古人基本停留在现实中，就连看戏也是奢侈的，而现代人沉迷于各种影像，对现实却显得麻木。

摄影最能满足人的怀旧情感，而固定的照片比流动的影像更便于记忆。苏珊 · 桑塔格说，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一个现代人遇到美丽的风景，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拿出照相机或打开手机相机。在某种意义上，是照相催生了现代旅游业，而便于影像传播的社交媒体则强化了这种观看与被观看的欲望。

如果说印刷是对文字的复制，那么摄影摄像就是对现实的复制，不过这种复制并不完全是客观的。换言之，摄影摄像通过一个复制的影像世界来装饰这个我们所不理解的世界，使我们觉得世界比它实际上的样子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

有句话说，我拍我不希望画的，画我不能拍的。在影像时代，任何艺术作品都免不了被复制，并通过复制得到传播。现代人所谓的艺术欣赏，多半都是观看复制品。面对复制品，人们便没有了对艺术品原作的激情与敬畏，更多的是一种平心静气的理性观看。同时，影像技术可以对艺术品进行细节放大，使细节脱离原作，这也必然会改变人们对艺术品的理解。

虽然很久以前就有戏剧表演，但电影的特殊在于演员是面对机器进行表演，而不是在观众面前。影像的核心是复制。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影像机器虽然促进了艺术品的传播，但却摧毁了艺术品的权威性，让其变成人人都可以观看的“大路货”。影像比文字更能准确地记录历史，从而经得起岁月的磨炼，摄像技术尤其如此。因此，人可以随时看到天边的风景，或者逝去的亲人。在麦克卢汉看来，机器使自然转化成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人第一次把造化看成是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源泉。只不过当影像本身作为一种艺术时，人们欣赏它的方式仍会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英国作家问道：如果一个人死后，他的语言、影像和声音依然存在，并且对人们产生影响，那么这个人到底算不算死亡？从这一点来说，机器虽然还没有让人的肉体永生不死，但已经能够让人的精神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