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或者加班（2）

非洲有一种织布鸟，非常勤劳。雄性织布鸟在食物丰盛的季节里，能够废寝忘食地建造160个精巧的鸟巢，而要建一个鸟巢，织布鸟需要飞行30公里，收集500根茅草和芦苇。

对一只雄性织布鸟来说，从蛋壳里出来开始，就要不断学习筑巢，成年后便成为精益求精的筑巢高手。

虽然筑巢可以吸引雌性织布鸟，但这并不构成雄性织布鸟“筑巢癖”的全部理由。一个建在合适位置的粗劣鸟巢远比一个建在错误位置的精致鸟巢更能吸引雌性。实际上，织布鸟往往只专注于建巢这件事，并乐此不疲，一个鸟巢刚刚建好又会把它拆掉，如此反反复复，直到精疲力尽。

织布鸟并不是唯一一种喜欢忙忙碌碌、沉迷于无意义工作的物种。从大而无当的宏伟建筑到房地产泡沫，人类热衷的许多事情其实都与织布鸟筑巢相似。

在经济学上，工业革命也被称作“勤勉革命”。美国学者德·弗雷斯提出，19世纪出现的大量消费品刺激了民众的欲望，促使人们努力工作增加自身收入以满足消费需求，从文化层面上推动了新的工业革命的诞生。这无疑是韦伯的清教伦理之外的另一种解释。

懒惰、贪婪和嫉妒是人性的主要弱点。有人说，所有发明都是为了懒人，比如人懒得走路，便发明了车子。1883年，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出版了《懒惰的权利以及其他》，他在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必须由勤奋变为懒惰，因为工业社会不仅依赖于生产，还依赖于消费。

黄宗羲说过，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但实际上，对于现代人来说，消费是一种权利，而懒惰却是一种特权。

理论上来说，机器创造的生产力可以使每个人都过上富有的物质生活，将劳动量缩小到极小的程度，使得工作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工作占用的时间也应当越来越小。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机器时代，只有机器不停地运转，GDP不断地提高，社会才被认为是健康的。

人们不再把生产作为改善生活的手段，而是将生产看作是其目的本身，生活也不过是从属于这一目的的附庸。如果仅仅从生活必需来说，现代人无疑可以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但人们不是不知道如何打发这种闲暇，就是将这种闲暇用来工作。因此，现代人注定是忙忙碌碌的。

古人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对现代人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没有衣食，而是没有工作。可能解决失业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工作时间，就像罗素说的，不应当有些人一天工作8小时，而有些人没有一点儿工作，应当让大家都一天工作4小时。

据说在原始的采集狩猎时代，一个人需要1000公顷的土地才能生存；而在现代社会，维持一个人生存所需的土地只要1000多平方米，即前者的万分之一。

1800年前后，英国工人往往从6岁工作到60岁，每天工作12——14小时，每年工作约4500小时。到1870年，有了8小时工作制，人均年工作时间下降为2984小时，而到1990年更是降至1490小时。据统计，现代社会直接用于生产的时间，已降低到社会总时间的3.5左右，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降低。凯恩斯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每周工作5天，每天工作3小时。

理论上来说，现代工业的高生产率使劳动时间越来越短，闲情逸致和“有闲阶级”将越来越多，但现实并非如此令人乐观。

早在工业革命之初，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就质疑，一切已有的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始终不相信资本家的善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 。同一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也谈道：人类习惯于每天8小时甚至12小时的繁重劳动，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实支配了我们的精神和思维，阻碍了人类的生长发育；这种过度的劳动压垮了人们的生活，使人的素质无法发展提高。

苏格拉底曾说：“闲暇乃文明之母。”对现代人来说这真是一种讽刺。

经济学家舒马赫曾提出一个经济学定律：“一个社会真正可用的闲暇的数量，通常是与这个社会用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数量成反比。”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经济学问题被解决之后，现代人面临着一种新匮乏，即有效信息的匮乏和时间的匮乏。

现代文化导致时间和空间遭到压缩。蒸汽机的出现、铁路的建造、自行车和汽车、飞机的推广，电报、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这些技术以令人又惊喜又感伤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当年首演的时长是60分钟；如今只需要43分钟就能演奏完毕。各种知识胶囊和短视频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细节。现代生活节奏之快，已经影响到世界各地，人们连吃饭和走路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印第安人相信，人走得太快，灵魂就跟不上来。

在东莞经历了200多天的工厂体验之后，作家丁燕无限感慨：

“在电子厂，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时间是有硬度的。时间不是空气，不是流水，而是一堵用钢筋和水泥堆砌而成的墙，它就伫立在我的对面，就抵在我的鼻尖下，阴影潮湿冰冷。拉线是一只电子虎，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它催促着女工尽可能迅速地干活。干活，干活，脑袋里却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