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与规训（2）

在美洲历史上，印第安人的遭遇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困境告诉人们：不变革会死，死的是身体；变革也会死，死的是灵魂。2021年，在加拿大一处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掘出多达215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儿童尸体遗骸，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震惊了全世界。

在人类现代史上，大多数印第安人失去了生命，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印第安人在自己的故土沦为异乡人。这让人想起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赛德克人头领莫那鲁道的质问：什么叫作“文明”？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还有邮局、商店、学校？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么贫穷？

对现代人来说，机器就像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怪人发明的“怪物”，虽然为人类所创造，却非人类所能完全控制。

缝纫机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对此欢欣鼓舞。1860年的一篇文章说：“一段时间之后，缝纫机会极为有效地清除所有阶层里的衣不蔽体者。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开始采用这种机器，而它在为贫困者提供衣装方面所做的工作，比文明世界所有愿意投身慈善事业的女士加起来可能做到的工作还要多上100倍。”

但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缝纫机最大的应用并不是在家庭，而是在工厂。缝纫机不是帮助家庭主妇为自己的家人缝制新衣，而是让女人远离家庭和孩子，在“血汗工厂”中埋头工作。缝纫机是万能的，但女工们只能反复做一件事：一个女工缝制袖子，另一个女工把袖子缝到衣服上；一个女工缝制扣眼，另一个女工负责熨平衣服。

纵观服装工业化形成的现代社会史，就会发现它与饮食行业的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服装业和餐饮业是典型的低收入行业，女人被机器赶出家庭后，她们只有在家庭之外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买到衣物和食物。

讽刺的是，随着机器越来越普遍，传统手工变得越来越奢侈，比如一顿家常饭，或者一件手工缝制的衣服。然而，人们已经越来越不善于自己动手去做一件衣服。

机器引发的文化与社会危机，最早甚至可以远溯到工业革命之前。17世纪的时候，西欧的冒险家们开始相信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活得尽可能舒服和物质上安逸。这个信念，连带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业化，以及为在经济上掠夺地球资源而不断增多的技术发明，已经形成了一种狂热贪婪，一种物质主义，一种在精神和美感上起糟蹋作用的文化。

在那个殖民主义时代，欧洲人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和军事优势，纵横四海，开疆拓土，在许多原始地区用粗暴的方式建立种植园。为了获取贵金属、蔗糖、咖啡、烟草、棉花和橡胶，殖民者不惜掘地三尺，让原有生态毁于一旦。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是将数千万非洲人贩卖为奴隶。在这个“生态帝国主义”时代，原住民不是死于外来瘟疫，就是遭到屠杀。

实际上，现代以来的所有不平等，最早都起源于大航海时代引发的全球化运动。当然，工业革命让这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从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到毁灭性的战争与暴政，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正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错误”。人们已经忘记，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的前沿认知而已，所有的认知一定有时代性和局限性，对科学只见利而不见害，必然酿成难以想象的灾难。

现代人用科学破除了迷信，然后却将科学变成一种新迷信——“我们什么都不迷信，我们只迷信科学”。人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也都是技术问题。

中世纪晚期，谷登堡印刷机的诞生改变了西方传统的信息积累与传播方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相继出现。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民主降落人间。不幸的是，印刷机也一定程度催生了图书审查与文字狱。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和数字革命带来了大数据，也让个人隐私无所遁藏。

一个半世纪前，铁路和电报使现代世界融为一体，人们以为从此以后整个人类将会彼此更亲近和相互理解。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国家战争与奴役。这让人想起格林斯潘的一句话：“人性自古未变，它将我们的未来锁定在过去。”

李泽厚先生说，现代人最需要的，是再来一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要把人从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当然，这种解放不是为了社会革命，而是为了寻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