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庸（1）

机器代替了生命，机器时间代替了自然时间和生物钟，机器动力代替了人体和牲畜的肌肉力量。问题是，严格枯燥的管理也代替了人的激情和创造。

麦克卢汉说过，工具增强了人体的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就会退化。机器用得越多，人就做得越少；机器越来越复杂和先进，而人却越来越无知和无趣。“无知不仅产生了迷信，也产生了工业。思考和想象会让人暂时陷入迷惘，但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想象。因此可以说，制造业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不用动脑筋，这样甚至可以把工厂看成是一整部机器，而工人不过只是这个机器上的零件。”

在一切都走向工业化的现代，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有了“文化工业”。术业有专攻，工业体制的分工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技术行业如此，在人文思想领域同样出现了细致的专业分工。许多学科越来越多地成为集体性的流水化作业，形成热门与冷门的不良局面。

根据经济学家莫里斯的估算，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获取的能量增长了40倍，而人类获取的知识则增长了800倍。现代社会对科学和文化的体制化，使之成为一种通过体制训练而进行的“学术”“专业”。学问从“为己”转向“为人”，“专业”对应的是“外行”，意即非体制的业余人士根本不具备从事研究的身份和“资格”。

在19世纪以前，人们相信“知识统一性”，学科分工被认为是荒谬不经的，当时涌现出一批高屋建瓴的大思想家和“知识贵族”，如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过分专业化对他们来说，是理解世界的樊篱和壁垒，而如今却成为进入学术的前提。像罗素和哈耶克这样，从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思想，构建起全新的逻辑思想体系的学者，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另类”。

随着人文社科的技术化，大学的博雅教育已经消亡。教育的过分工业化，导致有专业没知识。今天的所谓“博士”已经名不副实，因为他只是精通一个狭小的专业罢了，应该叫作“专士”才对。

在古代学院中，哲学家们渴望传授智慧；在今天的大学里，教授们只关注自己的科目。麦克卢汉批判道：现代的大学教育不传授超然的态度，不培养衡量人的目标的能力，它奴性十足，脱离实际。其原因是，如果它培养头脑发达、人格独立的学生，它输送的人就是市场不需求的人。丹尼尔·贝尔极力赞扬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赖特·米尔斯认为这个转变是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从此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

“科学”一词来自日文汉字，日本学者西周时懋将西文Science一词理解为分科之学，便译为“科学”。

如今，随着学科分工日益精细和狭小，今天的学者再也难以达到200年前学者那样的融会贯通，横跨好多个领域。自然科学已有4000多门，社会科学仅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就包括300多个门类；各学科还在不停地分支、移植和嫁接，相邻学科的两个专家越来越难以沟通。这些局限于狭小知识范围内的“专家”，与科学的其他“专业”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日渐失去联系。

随着各行各业的内卷化，有人对专家的定义是“对越来越细微的领域了解得越来越深刻，直到最后一无所知”。从动物进化来说，高度专业化可以使其在短期内获得优厚报偿，但从长远来看则只会加速其灭绝。

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将某个高高在上的行业或技能“贬值”为大路货。譬如印刷机出现后，书写就不再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今天的科技发展更加迅速，所谓“高手在民间”，成千上万的行业和技能，可能在瞬间就从“专业”的顶峰跌入“业余”的谷底。

但任何事情都会物极必反，“专家之死”同样危险。在现代社会中，不同行业的专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仍然要超过普通人，不信任专家，不尊重专业知识体系，也有可能走向愚昧和无知，或者以阴谋论来反对科学与理性，这都是与现代文明相悖的。

现代文明是一整套的思想框架，经济理性、专业分工、个人自由、消费主义等，都是其内容特征的一部分。不仅日常消费品是这样，知识产品同样如此。知识的生产同样遵循“生产——扩散——消费”的模式。

对现代人来说，几乎所有的思想知识体系都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比如牛顿力学、洛克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天才的伟大发现奠定了今天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以及思维模式。这些核心知识，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对其加以演绎、分析、传播和扩散，形成一个面向社会、影响历史的巨大销售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