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诗人
开元二十三年，开元文人们迎来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诗人李颀进士及第，王维则因为宰相张九龄的举荐，从嵩山隐居地回到了长安担任右拾遗之职。
李白在韩朝宗的鼓励下，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安陆，前往北方交游，这也是他自童年离开后，第一次前往北方地区。关于李白在北方的游历，人们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白曾经到过东都洛阳地区，与谯郡的元演结交，并在他的邀请下去了当时的北都太原府。在太原，李白在对方的盛情接待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游山玩水、携妓看花的岁月，好不潇洒。人们后来关于他的一个传说就和太原有关。据说，在他游太原时认识了一位低级军官郭子仪，当时郭子仪恰好犯了罪，被李白救了下来。这件事很难说是真的，但有这样的传说，无疑增加了李白的传奇性，并为安史之乱后他受到轻判和赦免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之后，李白去了西京长安，结交了玉真公主和张说的儿子驸马督卫张垍，但他发现长安没有他的位置，于是离开了。接下来，李白的行踪就显得更加凌乱，人们所能确定的是，他最终带着家眷来到了齐鲁地区，在任城住了下来。在这里，他结交了徂徕山上的五位隐士，分别是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与他们日日饮酒沉醉，号称“竹溪六逸”。
在开元文人中，除了李白，另两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前往长安参加了当年的科考。这两人是高适和杜甫。
高适这时已经三十二岁，第一次参加科考的他毫不意外地落榜了，但随性的他回到了宋州继续过贫困却悠然的生活。科考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结交了一群朋友，其中就包括两位年轻的朋友岑参和杜甫。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是武后时代著名文人杜审言的孙子。杜审言死后，他的家族渐渐没落，儿子杜贤（杜甫的父亲）只当到小官京兆府奉天县令。杜甫是襄阳人，但其家早已迁移到了河南巩县。我们并不知道杜甫年轻时的迁徙情况，只知道，到了二十四岁那一年，杜甫已经在吴越一带居住，并结交了一批当时的文士。也是在这一年，杜甫第一次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考试，以落第告终。
第二年，杜甫开始了他的壮游生涯，来到了齐地和赵地。接下来几年，杜甫或在齐赵，或在东都地区活动。与李白、高适等人想建立功业但并不执着于功业不同，杜甫显得更加传统，他的性格略显刻薄，缺乏气度，对于当官看得也更重，这和王维的出世态度大不相同。而在作诗风格上，王维讲求天然之趣，李白更是天赋满满、出口成章，但杜甫的诗却更像是学院派风格，他注重当时刚刚建立的平仄和格律系统，对仗和押韵上更加严格，但也正因为过于注重文字，使得读者读起来感觉有些古板和深奥，缺乏李白等人的朗朗上口之感。
加之他的年龄较小，当开元诗人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交游圈子，杜甫的履历依然显得很苍白。也正是这个原因，关于杜甫的早期生涯，人们知之甚少，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未来会成为一个大诗人。
开元二十四年，随着李林甫得势，将开元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排挤出中央，玄宗时代正式进入了聚敛之臣控制朝政的权相时代。
张九龄离开相位后，被皇帝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于是来到了荆州地区，与孟浩然所在的襄阳比邻。张九龄立刻给孟浩然发去了邀请，请他加入自己的幕职，于是孟浩然终于出仕成为张九龄大都督府的从事。这一段时间，也就成了孟浩然最接近朝堂的时期，同时也激起了他为苍生立功业的最后一点雄心。
然而张九龄此刻只不过是一个被皇帝贬斥的官员，自己也没有什么权力。他能给予孟浩然的只有一点尊重，剩下的就是由孟浩然等陪着诗酒田猎了。时间长了，孟浩然也只能哀叹有心无力。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孟浩然因为背疽发作，只好于开元二十七年秋请求返回襄阳养病，他的官宦生涯也就告终了。
但他作为文人结点的功能还存在着。大约就在同时，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遭难了。王昌龄虽然进士登第，还考取了博学宏词科，是学问上的优等生，但他这一辈子依然郁郁不得志。他担任过汜水尉，后来有幸成为校书郎，本来这是一个适合升迁的官，不想他一直原地不动，最后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被谪往岭南，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二岁了。
作为一个交游广泛的人，王昌龄的贬黜也成了文坛的一件大事。在长安，岑参为他饯行送别。一年前，岑参刚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他索性留在长安并成了家，等待新的机会。
王昌龄行至襄阳一带，自然见到了好友孟浩然。他也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李白，又是一番诗酒唱和，依依惜别。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就在王昌龄刚刚到达岭南不久，皇帝突然间因为加尊号而进行了大赦，王昌龄又被从岭南招了回来。到达襄阳后，他又和孟浩然相遇，自然又免不了诗酒应酬。孟浩然的病本来已经快好了，经过了这一场折腾，终于大病不起，去世了。
孟浩然死后，王昌龄继续北行，回到了长安。这一次，皇帝给了他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到江宁担任江宁丞。王昌龄只好兴师动众地再次从长安出发，前往江宁。岑参作为朋友，又一次为他送行。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和李白可以被视为两个极端的存在：他们一个信奉佛教，另一个深受道家的影响；一个注重内敛和宁静，另一个追求波澜壮阔。玄宗时代的诗人大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没有任何表明李白和王维有联系的故事流传下来，表明两人泾渭分明的兴趣和结交。但是，孟浩然同时是李白和王维的好友，两人都将其视为知己。李白很少向人表达崇敬，却对孟浩然赞不绝口，而王维本人是内敛的，在孟浩然面前却可以说点重话，甚至嘲笑他（也是嘲笑王维自己）一下。
在孟浩然去世前，李白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而更加真挚的情感则来自于王维。事实上，自从妻子去世后，王维为了追求宁静，与文坛很少有往来。张九龄举荐他再次当官之后，他除了学佛和偶尔隐居，剩下的时间都在处理公务。但这一段时间，他的官职变化很大，曾经陪伴玄宗在两京间迁移。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使职至河西，顺势留在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幕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节度判官。直到第二年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才返回长安继续担任监察御史。开元二十八年又是变化颇多的一年，他先是改任殿中侍御史，到了冬天，又接了一个差事。当时，虽然在大部分地区，地方官吏都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但岭南、黔中地区由于过于遥远，还有一部分六品以下的官员是由当地任命的，有时皇帝会派御史以上的中央官员作为知南选，前往南方监督选官。这一年，王维被选为知南选，前往岭南、黔中地区。在唐代，要想去往岭南和黔中地区，最简单的路径就是经过武关和襄阳，从湘江流域前往。这就给了王维途经襄阳的机会。
到达襄阳后，他本来以为可以见到老朋友孟浩然，不想孟浩然已经在当年去世了。王维只好大哭一场，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悼念。
从南方回来后，王维精研佛学，拾起了他半隐居、半做官的生活。到了天宝三载，他在蓝田的辋川购买了一份产业，这就是有名的辋川别业。这所著名的别业成了诗人后半生托身的所在。
天宝元年，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再次迎来了相聚的机会。这一次，以玄宗的一项政策为发端。
李唐的皇帝认为自己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因此，除了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之外，还试图在学术上引入老子的道教作为儒教的补充。玄宗在统治后期，更是装神弄鬼，供奉老子画像。开元二十九年，皇帝干脆设立了崇玄学科目，要求各地在这个科目下设立生员，让他们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书籍，每年参加明经考试。这次学科设置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道学的风潮，各地也纷纷举荐学道之人或者道士们去往长安应聘。
在会稽地区，有一位叫作吴筠的道士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时，吴筠正在剡中和李白隐居，于是将李白带到京师，推荐给皇帝。除了吴筠之外，李白到达京城后还结识了一批知己，最著名的是贺知章。
贺知章恰好是会稽人，这一点也可能有助于曾经隐居会稽的李白去结识他。贺知章在武后称帝时期中进士，以文学闻名，在仕途上却并不受重视。但他得益于族姑之子陆象先，陆象先担任过宰相，对这位兄长颇为提拔，让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不甚重要的官职上安稳度过了一生。贺知章也不太在意自己的工作，他曾经担任丽正殿的修书使，但参与的书都没有写成。惠文太子死后，贺知章负责挑选挽郎，不想却摆不平各路关系，被门荫子弟堵了门，他只好蹬着梯子上到墙头上，露出头和外面的人说话，这在当时被传为笑柄。
贺知章性格随和，大大咧咧，他的官运并不算差，担任过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他最后的职务是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人们习惯称他为贺监。
他为人旷达，喜欢谈笑喝酒，自称秘书外监，也就是首要职责是在长安诗酒戏谑，第二职责才是工作。他的书法与张旭齐名，又好说话，喜欢给人写字。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很少，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两首万世传唱的小诗。
到了老年，天宝三载，也就是认识李白的第三年，贺知章决定告老还乡，这件事竟然成了轰动长安城的大事，除了许多人请酒之外，就连皇帝也写诗送别。考虑到他太老了，回去没有住的地方，皇帝还专门赐给他一汪湖水，供他养老之用。
如果要选择盛世文人的代表，贺知章无疑是最佳代表。他生于唐朝发展的中间期，老来享受、赞美了盛世的无限好处，他也尽情地享用和赞美。他去世后，玄宗盛世又继续了十几年。
李白到了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见到他，读到《蜀道难》和《乌栖曲》，惊为天人，称之为“谪仙人”，和吴筠等人一起将他推荐给皇帝。皇帝让李白待诏翰林，于是有了“李翰林”的称呼。这一段时间，民间对李白的记忆最丰富，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诸如李白醉酒之后，皇帝从酒肆将他拉出来，往他头上浇水，再命令他写诗，他竟然也能下笔成章；醉酒之后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子等。这些看上去如同小说一般的情节竟然窜入了正史。而李白会外语，吓退了渤海国使者的故事更是在民间流传。
李白对于自己被招入宫中也很期待，认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重用了。但他到了宫中，虽然最初也很受赏识，但皇帝请他干的活儿却总是诗酒流连、歌功颂德，与政治无关，也就是说他只是个政治宠物而已。到了天宝三载，也就是两年后他离开长安时，已经将自己比作一只会说话的鹦鹉，能哄皇帝快乐，却不会受到重用。
人们事后复盘李白的境遇时，往往将他的不遇视为玄宗皇帝已经昏庸不堪的表征。但事实上，更多的问题可能出在李白的身上，另一部分则可以归咎于时机。
皇帝的大臣需要有实务经验，即便没有聚敛之才，也必须像贤相集团一样有一定的政治理念。但李白除了认定自己可以治国之外，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观念，这使得皇帝不能用他。另外，李白进京之后所结交的人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想要从政，则必须从一开始就结交从政的官员，通过策论等能够代表他政治理念的文章来获得推荐。可是李白进京之后，首先认识的是政治“吉祥物”贺知章，并迅速地与贺知章等人混在一起日日饮酒，这就将自己打造成了另一个“吉祥物”。但事实上，贺知章能够成为不倒翁和吉祥物，与他的亲戚陆象先有关，也和时机有关。因为他入职早，刚刚当上皇帝的玄宗也较为尊重他，才给了他足够的空间诗酒流连。但李白入京时，皇帝早就变成了老皇帝，不再需要一个年轻的政治吉祥物了，也就不会再去给他机会了。
当然，李白在长安的时间也并不算白过，他结交了不少酒友，除了贺知章，还包括被李林甫排挤的宰相李适之、汝阳王李琎、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写草书的张旭、布衣焦遂，这八个人号称“饮中八仙”。
在长安，李白接触的著名诗人还有王昌龄。但李白可能并没有接触过王维。当时王维在长安任左补阙，除了隐居之外，就是与弟弟王缙，以及好友裴迪、王昌龄相往来，没有结交李白的文字证据。王昌龄与两大诗人都保持着友谊，却并没有让他们更加接近，这或许是文人相轻的唐代版本。
天宝三载，久久不得重用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再也没有回来。然而，这对于唐代文学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秋天，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相遇了。当时，李白四十四岁，高适四十一岁，杜甫三十三岁。事后来看，玄宗朝最具有代表性的四位诗人就是王维、李白、杜甫、高适，除了王维没有参加之外，剩下的三位聚在了一起。此时的三人最大的特点是：他们都一无所有。
李白虽然见过了皇帝，但最终却被皇帝放归，这几乎意味着他这一生很难再受重用。高适虽然还保留着入仕的机会，但概率不大，毕竟他已经四十一岁，除了以梁宋地区为基地四处浪游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经邦纬国的才能。在三人中，杜甫虽然年龄最小，但名声也最小，而且最看不开功名利禄，他还期待着能够金榜题名。日后，也是杜甫最怀念这次与高李的见面，毕竟对于另外两人来说，与同等级别的人交往并非难事。
关于他们的相见，人们猜测可能是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与在洛阳居住的杜甫相遇，之后他们相约游齐鲁，与梁宋之地的高适又约到了一起。
虽然无法还原他们游览的每一个地方，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曾经到过齐鲁地区的汶上，以及位于现在山东单县的单父台，也曾经到过高适居住的汴州，登古吹台怀古。
离开两人后，李白此后十年继续漂泊。他曾经寄居在亲戚陈留采访大使李彦允处，又曾经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他的行踪北抵赵、魏、燕、晋，西涉邠、岐，历商於，中至洛阳，南游淮泗，入会稽，还不时往来于齐、鲁、梁、宋间。高适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涯。杜甫则回到了东都。
天宝五载，杜甫的父亲担任了奉先县令，他跟着来到了长安，之后开始准备考试。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大机会。在第二年，皇帝下令举行一次制科考试，诏令只要有一项特长的人都可以参加。这次考试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括杜甫，以及另一位唐代诗人元结。
不幸的是，这一次考试是由李林甫主持的。他在民间的口碑太差，虽然已经控制了官场，但他最担心的是那些还没有进入官场的读书人。他害怕从地方来的新士子不懂规矩，将他的名声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劝说皇帝不要将这些乡野俗人招来。皇帝依然决定举行这次考试，下令让郡县官员认真选择，只有最优秀的才能送来。李林甫只好委托尚书省负责考试，由御史中丞监考，考试的题目是诗、赋、论都考，难度极大，结果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于是恭喜皇帝，已经野无余贤了。这样，也就没有人能够见到皇帝告他的状了。
这次虚假的考试不幸被杜甫赶上了，他又一次落榜。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考。
至于高适，他依然在家乡苦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事实上，就在他们交游的那一年，比高适小十一岁的岑参也已经进士及第，更加反衬出这位中年男子的凄凉和落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