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皇帝的职位

在与外部国家对抗时，唐玄宗发现，帝国兵制已经腐朽到不能打仗了。

唐代的兵制经过了三次变化，其中后两次都发生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是高祖以来建立的府兵制。府兵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六十岁）。但当兵过于艰苦，不仅要打仗，还要在空闲时种地。随着盛世的到来，青年们已经吃不了苦了，他们纷纷逃离兵籍成了流民，或者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出路。由于政府招不够兵，许多士兵都已经白发苍苍，还在穿着军装守卫边防。

按照规矩，唐代还有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要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也成了虚设，而这更增加了边疆地区的艰苦程度。

兵制的第二次变化是在玄宗登基后不久。他对内外兵制都进行过一定的改革，特别是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了一批府兵，招募了一批新兵，建立了为数十三万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由于皇帝只重视募兵了，府兵制更加成为累赘。

到了天宝年间，就连当初精锐的彍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护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早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身强体壮的就靠拔河、玩杂耍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怎么穿甲胄，更别提打仗了。

随着军队的退化，面对边境蛮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另外组织部队，这一次，他倚重于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这就是唐代兵制的第三次变化。

要了解节度使制度，必须首先了解唐代的边疆建制情况。

唐代的边疆地区设立了一系列的防卫组织，这些组织既是军事机构，也承担着民政功能，其中大的组织单位称为“军”，其次是“守捉”“城”“镇”，而这些机构都隶属于“道”。道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不仅存在于边疆，在内陆也是划分各道的。道的军事长官叫大都督，负责和平时期的训练，在边疆地区的道，一旦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还会设立一个大总管来带兵出击。在道之下，边疆更低级别的民政机构“州”内也会设立都督这个职务，让他们平常带兵训练，而打仗时，皇帝会派一些使职前来领兵打仗。在这时，负责训练的都督（以及大都督）和负责带兵打仗的使职（以及大总管）一定不能是同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有人利用军队发动叛乱。

到了高宗时期，情况出现了改变。为了打仗方便，皇帝往往会给这些州（甚至各道）负责训练的都督们直接挂上使职，继续负责打仗。这些挂了使职的都督们，习惯上被称作“节度使”，也就是既“节度士兵的训练”，又“带兵打仗”的使职都督。

但这时“节度使”只是人们的一种俗称，并不是官名，或者说只是一种临时称号。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往往会把使职交还给皇帝，又变成了普通的都督或者大都督。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唐睿宗景云二年，当时皇帝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了凉州（甘肃省武威市）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这时的“节度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号，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那么这时的节度使又和之前的都督有什么不一样呢？最大的区别在于，之前都督只负责军事训练，不负责打仗，而节度使是把训练和打仗的任务集于一身了。如果从边疆战争的角度上来看，节度使的出现可谓正得其时，因为比起再派一个人来，一个负责训练的将军更熟悉他的手下，让他领兵会让战争变得更加高效。

但节度使并非仅仅意味着训练和打仗，我们这里可以将之和管理民政的州刺史再做一个对比。之前的都督负责军事训练，而在地方上，依然有刺史负责民政。但边疆的节度使除了军事之外，甚至连民事也一起负责了。

此外，节度使的权力比简单的军事加民事还要大。之前，各地还有一个角色，叫作观察使，这是皇帝派往各道行使监察权（专门监察各地官员）的官员。观察使既不管军事也不管民政，专门向皇帝报告官员的问题，因此权力非常大，而边疆地区的观察使甚至也是由节度使兼任的。

所以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了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对直接长官产生非常强烈的忠诚，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的土皇帝，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正式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接管了。

可是，为什么皇帝要设立这样一个权力巨大的职位呢？训练和带兵打仗都属于军事权力，交给节度使还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又要给节度使这么多的民政权和监察权呢？这就要从唐代的财政角度去考虑。

玄宗时代，由于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在边境地区已经采取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但是，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钱能养得起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在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二百万贯钱就足够了。随着边境兵事的扩大以及募兵成本的增加，到了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一千万贯，之后又提高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这些钱还只包括士兵的口粮、衣服以及零花钱，没有考虑军粮运输成本、打仗时的军事开支、赏赐。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数倍甚至十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却使得边境的士兵占去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形成了严重的失衡。

内地军费可以减，可是边疆地区的军费只靠内地省下来的钱依然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军事费用问题，玄宗除了设立节度使之外，还必须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也就是说，节度使统兵，但他们的钱只有一部分来自皇帝的拨款，剩下的只能靠他们手中的民政权力，从地方上筹款解决。

这种做法非常符合宰相李林甫的心意，因为他要帮助皇帝筹钱来解决财政问题，但仅仅靠筹钱还不够，还得减少财政开支。如果财政开支减不下来，就采取将财政“隐性化”的做法，也就是让地方自行筹措开支。至于这种自筹开支造成的搜刮是否会引起民怨，已经不是皇帝要操心的了。

唐玄宗时代，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节度使类官员已经有十个，分别是：安西节度使（镇抚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使（辖现北疆地区，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治所在北庭，兵二万），河西节度使（辖现在的甘肃地区，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治凉州，兵七万三千），朔方节度使（辖黄河北部大拐弯内外，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和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河东节度使（辖现在的山西北部，与朔方为犄角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和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和忻、代、岚三州，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辖今北京河北一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武威、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平卢节度使（辖今北京以东的东北地区，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陇右节度使（辖今陕西西面的甘南、青海一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四州，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辖今四川西部和云南，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治益州，兵三万九百），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一万五千四百）。

节度使的权限之大，使得他能够调动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于是到了玄宗后期，战争也随之扩大。

但是，皇帝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情况，到底如何才能保证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保持忠心而不发动叛乱呢？最初的解决之道，是派遣可靠的官员去担任节度使，比如请一些退职或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这些宰相对皇帝足够忠心，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来执行使命。

但是，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了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胡人之手。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达成皇帝的一切需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完成的。他非常能干，在他的新办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名将掌管起庞大的唐朝军队的同时，还由于他的节制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但能干的李林甫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往宰相职位上堆砌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但他一离任，没有人能够在掌握如此重大的权力的同时，还做到滴水不漏。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会立即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李林甫建立的机制中，外族的将军虽然掌握大权，但对李林甫本人仍然保持着尊敬。等李林甫死后，继任宰相的杨国忠没有威信，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