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还是市场（二）

他的政策在农业上比较成功，但是，对于工业，政府的做法却浪费严重。政府主导投资往往会产生依赖性：政府投资最旺盛的几年，经济看上去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政府一旦没钱，投资放缓，整个社会经济也立刻出现危机和混乱。

阿塔图尔克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非常成功，掩盖了经济上的弱点。但在他去世后，土耳其却陷入了二元难题：所有继承他政策的政党，在社会进步和世俗化上毫不退缩，但他们却搞不好经济，因为他们也继承了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而那些反对他社会化政策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却总是能在经济上做得更好一些。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是一位经济能手，却是个宗教保守主义者，总是希望土耳其回到伊斯兰教的关怀之中，从而给土耳其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的威望，带动了中东一大批的国家追随着他的改革步伐，于是土耳其的国家主义又传染了周边不少国家，其中伊朗、阿富汗等都是受害者。

在中东地区，还有一个著名的政党谱系，在许多实行共和制（非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内部都有同一类执政党，这类执政党毫不犹豫地反对宗教主义，站在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轨道上，促进了社会的开化，但是这类政党都支持计划经济。

这些国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纳赛尔时代）、伊拉克（萨达姆时代）、叙利亚以及埃及革命鼓舞的利比亚（卡扎菲时代）。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管是纳赛尔，还是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都是独裁者，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他们曾经都有着正面的意义。这些人上台之前，所在的国家都具有宗教保守性，妇女们需要戴头巾，男人们遵守伊斯兰教规，而正是这些人依靠革命上台后打破了原来的宗教体系，建立了世俗化的共和国，从这点看，他们的革命是具有明确的进步意义的。

这些国家中，纳赛尔首先在埃及革命成功，推翻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在制度上采取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系。与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类似，纳赛尔在经济制度上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甚至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的埃及经济就进入了停滞状态。

埃及革命又鼓舞了利比亚，纳赛尔发动政变时的组织叫自由军官组织，卡扎菲在利比亚也建立了同样名称的组织，并且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发动了政变，建立了政权。但是，卡扎菲的国家也同样有计划经济的弊端。

在埃及和利比亚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股潮流，可以用三个词总结，那就是“世俗主义（非宗教）”、“共和主义（非君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纳赛尔认为，阿拉伯世界也应该走现代化和世俗化，少一点宗教的东西，多一点科学的东西。在如何达到富强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阿拉伯世界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寻找到公平地位，所以，需要联合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特的品牌，同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国有化，由国家来推进超常规的发展。

世俗化和计划经济，这两块金光闪闪的招牌让纳赛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了大批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成立了一个政党，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这个政党是一个跨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活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影响力，并掀起了一股与君主制对抗的潮流。

1963年2月和3月，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发动政变成功。成功之后，两国随即与埃及商量，希望将三个国家合并，纳赛尔也抓住机会与之进行谈判。虽然这次合并没有成功，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却在起起落落中保持了下来。

最终，复兴党的哈菲兹·阿萨德和萨达姆·侯赛因分别掌控了政权，建立了准独裁统治。虽然是独裁统治，但纳赛尔理想中的世俗化和社会主义倾向却在两个国家中保持了下来。

由于有石油资源，伊拉克成了中东地区的富裕国家，计划经济色彩让总统萨达姆可以大权独揽，与外界发生了冲突，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战争。当美国人推翻了伊拉克的世俗统治之后，即便引入了民主成分，却依然无法阻止伊拉克在世俗化方面的严重倒退。

至于叙利亚，由于缺乏资源禀赋，发展并不如伊拉克，但在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在亚洲国家中，受到计划经济影响的除了中东国家之外，还有人口大国印度。

印度一直被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两国人口数量相当，但政治制度不同，常常被人们当作不同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比较例证。但事实上，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差别比人们想象的要小。自从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印度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半计划经济的制度，或者叫政府管制式经济。

印度之所以崇尚管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有：第一，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已经习惯于做臣民，却没有学会做一个管理者，他们将政府发出的一切都当作合理的予以接受；第二，印度独立时，世界依然处于对计划经济充满了好感的循环之中，不仅是印度本土，就连宗主国英国以及欧洲和美国都对神秘的苏联模式颇为推崇，左派经济学家们强调政府控制、计划经济，这都影响了印度一代的政治家。

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圣人情结的领导人，他在国际关系上提倡不结盟运动，而在经济上则采取了政府指导经济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印度将大量的国计民生行业都收归了国有，比如采矿、钢铁等，到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时代，又把银行也收归了国有。

另外，对于民间经济，印度采取许可证制度。这使得民间如果要开办企业，必须获得无数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又掌握在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手中，使得民间经济几乎不可能发展。

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在外交上印度也与西方国家主动拉开距离，和苏联走得非常近，并且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严重，也决定了印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处于贫困之中。

1992年拉奥总理上台后，开始了一次新的改革运动，以增加企业效率，减少政府管制，鼓励私人经济为目标，称为“拉奥革命”。这时，印度有了较快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的改革比起中国的改革晚了十几年。

然而拉奥任职时间不长，他的改革运动释放的活力到了2010年前后就已经释放干净，印度又陷入了停滞之中。现任印度总理莫迪试图进一步经济自由化，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脑时曾经做得不错，在他担任国家总理后，人们也曾经报以巨大的希望，印度经济也有过一波快速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依然困难重重，要想打破长期积累的惯性，依然不容乐观。

除了印度这样积重难返的国家，还有另一类国家，这类国家曾经对经济进行过激烈的国有化，但时间不长，他们又迅速开展了私有化运动，获得了不错的发展。这类国家包括越南和伊朗。

以伊朗为例，伊朗曾经是亚洲少有的自由经济政体，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白色革命”，试图完全向西方靠拢，进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宪政化。“白色革命”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却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导致伊朗爆发了严重的反国王运动，将国王赶下了台。

之后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并没有响应人民改善生活的需求，反而不断地强化社会控制，向宗教社会转型，在巴列维时期可以穿超短裙的女人不得不戴起了头巾。

在经济上，霍梅尼也进行了国有化运动。在他的主导下，伊朗的经济事实上从自由经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党产”经济模式，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共和党掌握了大量的商业和金融财富，将国家和政府架空了。

但霍梅尼掌权10年后就去世了，接下来的领导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无法维持强硬统治，于是只好采取了用放松经济管制来换取继续执政的策略。从1989年起，伊朗又进入了放松经济、减少管制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至少保证了伊朗经济的活跃性。当然，伊朗经济中占比最大的石油资源依然掌握在军队和政党的手中，民间无法插足，但民间相当于用石油作为筹码，换取了政党对其他经济资源的放权。

在美国制裁伊朗之前，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已经恢复到了革命之前，虽然妇女依然必须戴头巾，但政党在社会控制和经济控制上的放松，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受到过管制，但只要及时地放松管制，依然可以恢复活力。

与伊朗相近的还有越南。越南在1975年完成了南北统一。在北方，早已经是计划经济的天下，但在南方直到1975年依然是自由经济。1975年统一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后，南方也变成了计划经济。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自由经济就在越南绝迹了。由于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对社会的破坏很大，越南人在1986年就重新确定了革新开放的策略。这意味着经济最活跃的胡志明市（西贡）等地，事实上只实行了10年的计划经济。在这10年里，市场的观念还没有来得及从人们的思想中拿掉，就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由于转向快，使得越南改革的阻力甚至比中国还小。最近，随着中国的市场饱和，越南更是承接了许多产业转移的好处，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