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西藏发现的带柄铜镜（1）

1990年9月，在西藏拉萨市近郊的曲贡村发现了著名的曲贡遗址。实际上，和曲贡遗址同时发现的，还有一处年代稍晚于曲贡遗址的古墓葬。在发掘曲贡遗址的同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以及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组成的考古队也发掘清理了这批古墓葬。这批古墓葬共计29座，均为石块砌成的石室墓，年代可以早到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墓葬的绝对年代上限可到公元前8世纪前后，而晚期墓葬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即大体上与中原地区的两汉时期相当。这批石室墓出土器物不多，以陶器为主，但是，在其中一座石室墓中，出土了一面带柄铜镜。这面带柄铜镜成为这批墓葬中最具有研究价值的一件出土随葬品。

这面带柄铜镜发现于曲贡遗址II区第203号墓的墓室北端中部，墓主人是一位22—24岁的青年男性，墓内仅有两件随葬品，一件为陶器，另一件就是这面带柄铜镜。这面铜镜镜面呈圆形的板状，表面较光洁，略呈银白色，镜子的正面为素面，无纹饰。镜背向内凹入，镜周有一道微凸的边缘，出土时附着有较多的氧化物。镜面直径9.3厘米，厚约0.3厘米，中心部位稍稍隆起，铜镜的边缘截面呈三角形。镜柄为铁质，出土时柄首与镜面结合处因锈蚀严重已断裂开来。铁柄长9.4厘米，直径1.4厘米，中空。从制作工艺上看，这面铜镜是分为两步铸造完成的，先期铸造铁柄，然后再将事先已经制作成型的铜镜与铁柄一道合铸，最后成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这面铜镜的镜面与手柄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二者呈约10度的夹角。镜柄为空心圆柱状的铁柄，柄端还有一环，可供穿系之用。另外，在铜镜手柄的中部，还有一道凸起的箍。这些特征表明，铜镜使用时，既可以手持，也可以悬挂起来。

最令人瞩目的是，在这面铜镜的镜背上，经过考古实验室的后期清洗，呈现出图案丰富的线刻纹饰，纹饰大体上由外区与内区两部分组成。外区由8组勾连涡云纹首尾相连组成环带状的纹饰，内区中心部位饰以由4组勾连涡云纹组成的圆形图案，圆外的上方有两只相向而立的鸟组成的对鸟图案。

曲贡石室墓出土的这面带柄铜镜，是西藏高原首次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早期青铜镜，但这并不是在西藏高原发现的唯一的带柄青铜镜。我后来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在此之前，西藏高原曾经由外国学者发现过同类的古代带柄青铜镜，只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交流不多，资料来源所限，我们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德国学者N. G. 容格等人所披露的资料，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藏南地区曾经发现过数面类似的带柄青铜镜，只不过这些铜镜都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而是传世品，多被收藏于佛教寺院中作为“镇寺之宝”。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某处发现一面铁柄铜镜，据记载，这面镜子系当地农民清理田地时掘出的。出土时柄部已经不存，仅余镜面。从镜形上看，镜面正圆，青铜铸成，镜面的下缘正中有一凸起的扁条形套座，套座中间有装饰性的圆眼，但中央的圆孔为真的铆钉，用来固定镜面与套座。镜面光滑，略向外弧凸。直径为12.2厘米，最薄处仅0.25厘米，边缘呈三角形的斜棱，高出镜面约0.6厘米。镜背的纹饰可分为边缘以及内区、外区三部分。镜边在棱上镶嵌有一圈纤细的金带，金带的外圈与内侧镂刻有三道细线纹。外区共有两道环带，第一道环带为锯齿形的宽带纹，第二道环带为束辫形的宽带纹。内区由连续的涡云纹组成，涡云纹的转折处饰以圆眼纹。资料还记载，这面铜镜表面色泽光亮，正面与背面均残存有墨绿色的锈层。同时，在镜背纹饰中还发现残留有金黄色的痕迹，表明镜上可能曾有过鎏金的薄层。另外，在镜面上还发现有红色的痕迹，估计可能是当时包裹镜子的织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此外，容格还透露，在法国某私人收藏家手中，也藏有一面发现于西藏南部的类似铜镜。另据一名西藏僧人所提供的信息，在他所在的朗成寺中，亦收藏有一面青铜带柄镜。容格等人声称，在西藏南部的另一座寺庙中，他们还通过调查了解到一面带柄铜镜的线索。这面镜子的柄部比上述那面更长、更细，然而镜背纹饰、大小都与前者相似。

上述这些线索有力地证明，早在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类青铜镜已经流行于西藏高原，尤其以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文明进程相对较快的西藏南部地区较为集中，这和西藏曲贡石室墓考古出土提供的证据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