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西藏发现的带柄铜镜（2）

曲贡石室墓中出土的这种带柄镜，与我国黄河、长江流域唐以后所出的带柄铜镜，不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而是属于与早期欧亚文明有着密切联系的西方带柄镜系统，极大的可能是通过“高原丝绸之路”传入西藏高原的。就世界范围而言，古代铜镜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系统：其一是以我国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东亚圆板具钮镜系统，二是流行于西亚、中近东及中亚诸古文明中的带柄镜系统。

带柄镜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辽阔的流行地域。它的原型最早出现在西亚地区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文明之中，主要的特点是镜面采用青铜制作，而镜面下面的手柄却可以采用多种材质，然后合成为一体。带柄镜在中近东和中亚地区也出现得很早，据日本学者樋口隆康《古镜》一书介绍，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土耳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层中，已出土有黑曜石制作的带柄镜。其后，在红铜与铜石并用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等地，也均出土有带柄青铜镜。进入铁器时代后，这种带柄青铜镜的发现也更为普遍，柄部的变化变得极为丰富，有圆条中空形、长条形、连环形、带銎方形等，同时，既有与镜面同体铸成者，亦有采用其他材料分制镜柄，然后再与镜面连接合成者。曲贡M203所出的这枚带柄镜，也属于两种材质合铸而成的，只是柄部的材料采用铁制而已。

西藏发现的这些带柄铜镜，从总体上看应当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这种交流的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细加分析，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细节。例如，曲贡石室墓中出土铜镜背面的对鸟纹饰，其母题可能与古代中亚、西亚所流行的对兽纹饰有一定关系。已有学者指出，古代中亚的对兽纹饰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古代波斯，稍后传入中国新疆后出现的一些对鸟或对兽图案，即是这种形式的变化发展。另外，曲贡这面镜子上用勾连涡云纹首尾相连组成环带状的纹饰，又和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许多铜器表面的装饰风格相近，或许其中又融入了与西藏高原在地理区块上同属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这种文化交流的传播者是谁？这种文化交流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进行的？

公元7世纪以后，吐蕃与古代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吐蕃势力的向西扩张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当时，从西藏通向中亚已有比较固定的两条路线：一条可从西藏西北的帕米尔地区穿过于阗和疏勒，再与通往中亚的通路相连。

另一条可从西藏东北的青海通过敦煌、罗布泊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南边缘，再与通往中亚的通路相连；然而，从西藏曲贡石室墓中出土的这面带柄铜镜发现的情况来看，最迟不过汉代，西藏与外界的这种文化交流便已经开始，年代要大大早于吐蕃王朝时期。因而，西藏带柄镜的流传，或有可能与先秦两汉时期活动于西部地区的古代民族有关，我们或可从当时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汉以前的民族分布与活动状况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我国西部地区在先秦两汉时期，主要活动着一些游牧部族。其中，青藏高原的各部族汉文史料中最早泛称其为“西羌”。《后汉书·西羌传》是留存至今关于古代西羌人的最早记载，所言西羌的分布地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新唐书·吐蕃传》则进一步记载了唐以前吐蕃先祖的来源：“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而在新疆地区，汉代也有古羌人集团存在。如《说文·羊部》称：“羌，西戎牧羊人也。”《汉书·赵充国传》载：“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这里的“羌”，是当时羌人的一支，其地据考证在今新疆境内的昆仑山脉，而且越过了葱岭，东西延绵约2000公里。此外，在新疆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与羌人有关的部落，如史料中所记载的“西夜”“蒲利”“依赖”“无雷”等。我们可以由此推测，这些本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铜镜，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到数千里之外，很可能便是以这些被称为“西羌”“羌”“婼羌”等游牧民族的迁徙活动为媒介，通过汉以来包括西藏高原在内所形成的丝绸之路路网，辗转传播，最后进入西藏腹心地带的。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和曲贡带柄铜镜大体同时，汉地的丝绸和茶叶，也传入了西藏高原西部的阿里地区。这些珍贵的文物，成为“高原丝绸之路”上的遗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写作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