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金银器中的半人半神像

金银器是吐蕃王朝时期王室贵族的珍宝，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这些造型别致、图案精美的金银器，不仅采用了许多不同风格、式样的器物形态，还在上面装饰了丰富多彩的图案和纹饰，形成吐蕃人独特的审美和艺术情趣。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吐蕃金银器中，有一类图案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半人半神像”。

吐蕃金银器中发现的这些半人半神像的总体特征，是这些形象的头部和身躯与人类同，但其身躯的下半部分则是鸟、鱼、兽等不同的动物形象，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形象，而与神话和宗教中神的形象有关。具体而论，可以将其分成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戴冠的人首鸟身像。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组吐蕃金银器中，有一件银瓶，上面用捶揲的技法形成凸出于器体表面的多组纹饰，其中一组纹饰周边为卷草纹相环绕，正中是一尊站立在花蕾之上的神像，头戴三花冠，身穿领口为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双臂向两侧张开，袖口下折，腰上系有腰带，身躯的下半部生出大鹏一般的双翼，两脚变成一双巨大的鸟爪，尾部饰有飘带，给人以展翅欲飞之感。

大体上属于这种类型的人首鸟身像的，还有现藏于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的一组鎏金饰片。这组鎏金饰片的造型风格十分相近，但每一幅图案又有所不同。其基本的造型是像的头上都戴着花冠，身躯下部逐渐演变成鸟形，从身体两侧生出巨大的双翼向外伸展开来，下肢逐渐变得细小，到两只脚时完全成为一对鸟爪。每尊半人半鸟的神像都站立在一张圆形的小花毯之上，手执以鼓、长笛、排箫等不同的乐器正在演奏，造型极为精致优美。2019年，这组鎏金饰片在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主办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上曾公开展出。

第二种类型是人首鱼身像。近年来在青海都兰吐蕃墓地中发掘出土了一件吐蕃金银器，它也是一件鎏金的长条形饰片，神像的头部戴有花冠，冠上有向后飘飞的条形飘带，身穿紧身的长袍，袍服的式样为交叉领右衽，在领襟、上臂和下臂处均饰有条带状的装饰。神像一手高举角杯，一手平举向外伸开，腰间系有腰带，腰身两侧生出一对巨大的翼。在饰片的前端，似还有一双兽蹄向前伸出，而后部则呈螺旋状向后延伸，尾部演化为一条鱼尾。

第一种类型的这几件半人半神形象，既出现在银瓶上面作为装饰图案，也有以鎏金饰片的方式单独出现的情况，这表明这些半人半神的形象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用途。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银瓶上的装饰图案，或许与银瓶的主人的信仰和崇拜对象有关。从这尊神像的服饰特点上来看，具有典型的吐蕃时期王室贵族服饰的特点，身上的长袍式样是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吐蕃—中亚式”长袍，在吐蕃时期发现的摩崖造像、吐蕃中部地区佛教寺院壁画和11—13世纪西藏西部的石窟壁画中，均发现有同样式样的服饰。这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在中亚波斯萨珊和粟特人的壁画中也可以发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过去有学者认为，这件银瓶上的神像，或许是吐蕃人原始信仰中其祖先的形象，象征着吐蕃祖先神话中从天而降的天神，他们来到高原之后，成为吐蕃的先祖先王。

此外，芝加哥普利兹克家族收藏的这组鎏金饰片，其用途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根据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造型，尺寸大小也基本相同，只是手中执有不同的乐器这些特征来分析，我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一组表现乐音的神灵，或许与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鸟有关。我还注意到，在这些鎏金饰片的边沿，都钻出若干小孔，很可能是具有穿缀、安装作用的孔洞，推测它们可能用于装饰在帐篷之类的织物载体之上。文献记载，过去中亚、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贵族居于“金帐”之中，所谓“金帐”，或许就是使用了这类鎏金装饰物的高等级帐篷。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第二种类型——人首鱼身像。实际上，这件神像还不仅仅是人首鱼身，它同时还具有鸟的双翼、兽的双爪，加上鱼的尾巴，它成为既可以上天，又可以入水，还能在大地上奔驰的“复合型神灵”，和第一种类型半人半神像相比较，它似乎具有更多功能。

以往发现的考古资料中，类似的这种“半人半神”“半人半鸟”的形象，在中亚和南亚一带的古代文明中曾有过发现。随着近年来一批中国北朝时期的墓葬如安伽墓、虞弘墓等的发掘，人们对于这类形象的宗教象征、图像特点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较多的意见认为，安伽墓、虞弘墓等入华粟特人墓中出现的半人半鸟神像，很可能与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的拜火教中的祭司形象有关。按照拜火教的宗教仪轨，火坛的两边要有人首鸟身的祭司守护圣火，他们的形象就是这类半人半鸟的神灵。这类神灵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往往都戴上半月形的口罩，以防止口鼻中的浊气污染圣火。

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半人半鸟的形象也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在这个时期，印度佛教艺术中的紧那罗作为天界的“乐音之神”，也是半人半鸟的形象。后来佛教艺术中的迦陵频伽鸟，便是紧那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部分学者将这种半人半鸟的形象追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千秋”“万岁”等神灵，认为这些神灵最为原始的特点，同样是半人半鸟，这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世界中早已有之。

更有学者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地中海，将其联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神的“悉得神”，只是对于这类神灵是如何跨越巨大的时空传入吐蕃的过程无法详论。

再回到吐蕃金银器上出现的这类半人半鸟的形象，不难发现，它们和上述神灵的形象具有诸多共同的特点，总体上也可以归入这个大的体系来加以讨论。由于唐代吐蕃在地理位置上处在亚洲腹地高原的中央，在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已经和西面的波斯萨珊、阿拉伯大食、粟特，北面的突厥、回纥，南面的天竺、尼婆罗以及东面的唐王朝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金银器制作方面，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实物材料都表明，吐蕃人极其善于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金银器制作的工艺技巧，并将其和吐蕃王朝固有的文化传统、审美意识融为一体，创造出当时具有世界水准的金银器来。所以，在吐蕃的半人半鸟等神灵中，也自然会吸收来自中亚、南亚和东方大唐王朝的宗教信仰和图像元素。

当然，我们还应当十分关注吐蕃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早期赞普都是从天而降的天神之子，死后都要沿着“天绳”返回天界，而鸟则可以飞翔于天地之间沟通人神，因此，半人半鸟的神灵或许也是这种信仰的一种反映。另外，吐蕃人信仰的本教，在后期受到来自西方的大食帝国的影响，本教中出现了以大鹏鸟为象征的崇拜。这些历史因素，都有可能对吐蕃金银器中半人半鸟形象的出现产生影响，从而在这些考古实物中留下若干历史的印迹。

写作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