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节 专掌讽谏（2）
本章第一节也提到，针对《大云经》一事，陈子昂作了《感遇》其九予以讽喻。现在，面对武则天过分崇奉佛教、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行为，陈子昂又写了一首《感遇》，进行揭露讽喻：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陈子昂开篇即指出：圣人是不图谋私利的，他们所关心和忧虑的是天下的百姓。中国古代贤明的帝尧崇尚节俭，绝不会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西方传来的佛教不也是以“清净”为宗旨吗？可如今的“圣人”，却要用尽金银财宝雕刻佛像。为了建造高耸入云的寺院，要砍光山上的林木。为了雕刻精美的佛像，不惜用上珍珠翡翠。在陈子昂看来，这种行为既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办不到的事儿，人却要去办。可悲的是，自以为崇佛是睿智的做法，却只会适得其反，增加百姓的忧患，显出统治者的昏庸！可以说，陈子昂这首诗的讽喻针对性极强，且相当明显，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安人”的主张。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以陈子昂作品为主题的最早的书法作品，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书写的这一首《感遇》，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在陈子昂任右拾遗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来赵师韫当了御史，徐元庆便更姓易名，混迹在驿站中充当仆役，待赵师韫来到这个驿站住宿时，趁机手刃仇人。父仇得报后，徐元庆坦然投案自首。当时舆论“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武则天也准备赦免其死罪。陈子昂针对此事，上了一篇《复仇议状》，认为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也就是说，先对其复仇的杀人行为予以惩罚，再对其为父报仇的尽孝行为进行表彰。提出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处理办法，陈子昂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呢？一方面，陈子昂认为“礼”很重要。《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徐元庆“为父报仇，手刃师韫”，且主观意图不在于作乱，所以应该受到嘉奖。这也是当时一般人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陈子昂指出“法”也很重要。“邪由正生”，总有超出礼教控制范围的情况出现，所以国家治理也需要刑罚。比如复仇这件事情，“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如果放纵这种行为，无刑罚进行约束、干预的话，就会冤冤相报永无了时。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杀人者死”，法律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以徐元庆应该被处死。况且，徐元庆复仇行为之仁义，正体现在其“忘生而及于德也”，如果不治其罪，“杀身成仁”的事也就没有了，这是置徐元庆于不义。陈子昂综合这两方面的考虑，认为既不能“以私义而害公法”，也不能“以公法而徇私节”，所以先治其罪，再彰其义。
陈子昂好友卢藏用做了一个总结：“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矣。”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调和了“刑”“礼”的关系，“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得到了普遍认同。陈子昂也自信自己提议的正确性和普适性，因此他不仅请求朝廷按他的提议来处理这个案件，而且认为应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大约一百年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了一篇《驳复仇议》，对陈子昂的提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柳宗元认为，如果一个人应当受到表彰却又被诛杀，这是滥刑；如果其应当受到刑罚却又加以表彰，这是破坏礼制。所以陈子昂先治罪后表彰的提议是错的。正确的做法是搞清楚徐元庆父亲是无辜受戮还是有罪伏诛。若是无辜受戮，徐元庆“守礼而行义”为父报仇，当官的只应为自己的失职感到汗颜，还有什么脸面治徐元庆的罪，所以只能嘉奖其孝行。若是有罪伏诛，则徐元庆父亲不是死于赵师韫之手，而是死于法律的惩戒，徐元庆为父报仇，就是“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就必须“执而诛之”，为什么还要受到表彰呢？柳宗元引用了《春秋公羊传》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正确性：“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最后，柳宗元也请朝廷将自己的提议“附于令”，作为后世此类事件的处理原则。
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是唐宋古文的代表作，后人称誉其“引经据典，无一字游移，乃成铁案”。相形之下，陈子昂的《复仇议状》不免捉襟见肘，现代学者一般也认为他自相矛盾的提议是不可取的：
陈子昂关于复仇的主张是矛盾的，虽然从表面看是兼顾了“礼”和“法”的权宜之策，维护了统治者所提倡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但没有从根本上对复仇行为进行定性，也没有为后来类似案件的判处提供可借鉴的方法：既没有肯定复仇杀人的违法性，也没有肯定复仇行为的免责性，无论对于“法”还是“礼”都遭到了破坏。貌似两者兼顾的解决办法实质上并没有明确复仇行为的定性问题，后来柳宗元很快就驳斥了陈子昂的主张……
我们不否认陈子昂《复仇议状》总体观点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搞清楚，陈子昂的这种提议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舆论以及武则天都认为徐元庆应该被免罪，陈子昂其实是在谏言指陈武则天和舆论的过失。这样来看的话，陈子昂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因为礼制而忽视刑罚，他是在强调刑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本传第四章第六节详细讲述了陈子昂关于“措刑”的主张，我们也提到，他虽然主张措刑，但是也强调了刑罚本身的必要性。比如他在《谏用刑书》中指出“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肯定了刑罚“禁暴整乱”的作用。当时他主要论述的是不可滥刑的问题，现在《复仇议状》主要论述的是不可以礼废刑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才构成了陈子昂关于刑罚的全部态度。
就在陈子昂用心思考刑与礼的问题时，一场无妄之灾降临他的头上。长寿三年，陈子昂入狱，饱尝了将近两年的铁窗苦难。这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一节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