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秘密力量的暗流涌动

清末会党势力及各类“邪教”对清政权的侵蚀

清王朝的覆亡，连它内部的旧官员也承认，是亡于新军、会党和革命党的联手打击。由此可见，会党组织在清末政治中的重要性。

远的不说，太平天国时期，以小刀会、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组织就多次在各地武装暴动，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撼。1853年，上海小刀会攻占上海十七个月。1854年，广东的天地会大起义更是声势浩大，三粤大地到处都是会党香堂的旗帜和标语、揭帖，他们各处屯聚，杀掠不已。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更是到处可见一支头裹青包巾、一身青衣打扮的神秘人物。这些人，属于当时的“白莲在理教”教徒，乃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分支。他们与当时的“洪江会”“洪福会”以及哥老会的另一个支派“洪天保派”，都是抢米风潮中最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策划者。在“喊打则打，喊烧则烧”的暴力运动中，他们不仅烧毁了湖南全省二十一个州厅县的清朝地方政府的衙门、巡警局以及洋人的教堂，还焚掠了各国在长沙的洋行、企业、公司等四十多处。根据官府统计，打砸抢烧造成各方面的账面损失，就达八千多万两白银。

辛亥革命前党人的组织工作，最通行的，“其方法不外借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陶成章《浙案纪略》）

讲起清朝的会党，首先就要说天地会。

天地会本来是成立于清朝初年的一个反清复明的组织，此后一直不断秘密煽动起义，最有名的有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义，1832年广西天地会起义，1841年湖北崇阳县钟人杰起义，1847年湖南雷再浩起义。

太平天国起事前，会党在清廷严厉镇压下，本来几乎销声匿迹。趁着太平军入浙，南中国的会党气焰复炽，无岁无之，特别是广西的“大成国”起义和上海、福建一带的小刀会起义，给人印象深刻。清末的陕西，更是哥老会活动的高发地带，其势力遍及全省并蔓延全国，会名不一，山堂名号不一——平洋党、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黑旗会、红旗会等，人众多达百万。

青帮和哥老会的形成时期，大约都在咸丰、同治年间。青帮，最初是由信奉罗祖教的漕运粮船水手行帮组织演变而成。至于哥老会，也称“红帮”，是在长江中下游木帆船水手行帮组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大江两岸其他秘密结社组织，如青莲教、江湖会、仁义会、边钱会等长期融合而成。

天地会、哥老会、青帮虽然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系统，却有着相同的结社动机和类似的群众基础，这些会党帮派的活动方式，也因此有着许多交叉叠合之处。在清统治时期的长期衍变过程中，它们不断互相融合。

鸦片战争后，巨额的战争赔款不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始倾销商品，大批手工业者纷纷倾家荡产。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又在沿海、沿江各省市大肆兴办洋行、银行、工厂、矿山等诸多企业，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村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业。此外，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大批地方乡勇被裁撤，加上原先各地的起义队伍逃散流离，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的民众四处游走，致使流民问题极其突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秘密会党勃然而兴。

这些会党的所作所为，绝非是教科书上简单的语焉不详的“反帝反封建”——他们之间，往往没有组织联系，彼此相仇，互相械斗，四处抢掠杀劫。在这些组织中，绿林强盗习气严重，纪律松弛，缺乏政治远见，散漫盲动，成员复杂，特别是那些被遣散的兵勇和无业流民，肆意劫掠，仇杀报复，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其实造成了很大的、盲目的破坏。

孙中山对他们的看法，可一语道破革命派对他们的利用目的：“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孙中山《革命原起》）

而武昌的革命党人，一向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正是看中了天地会（洪门）的反清宗旨，革命党人才一直与他们进行联络，但骨子里，他们都对这些人十分警觉。其中，陕西的革命党则更明白表示，联络会党起义，只是想避免革命发起后他们的破坏作用。

可见，在革命党的各级领导人中，对会党势力的看法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从会党那里能得到最迅捷有效的响应，容易取得相帮的速效；另一方面，他们又鄙视会党，觉得那些人孤陋寡闻，脑子里面还仅仅是想着恢复“明太祖、洪天王”的江山，根本不懂得任何共和真理。

貌合神离下，革命党人对会党组织以利用为主，并纷纷亲自加入会门当“龙头老大”，借此取得对方的信任。

纵观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无论是1895年广州起义还是1911年黄花岗起义，无论是武昌起义还是四川独立，几乎每一次起义和造反都少不了会党的支持。特别是萍浏澧起义和辛亥革命中陕西、贵州独立，会党组织的加入成为成功的关键。

从组织角度说，从海外的兴中会开始，一直到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一直有会党成员的身影。

会党的力量，蔓延滋生，让当时的清政府防不胜防，徒发哀叹：“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袁统领第四次致赣抚电文》，《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对于革命党、会党以及群众之间的联动关系，清末的江苏巡抚陈夔龙（终任直隶总督）最有心得：“长江一带，各邦匪徒本众，孙文逆党亦多，不独联络勾结，固属滋蔓难图，即使各不相谋，而闻风响应，为患何可胜道！……第逆党可忧矣，不与盗匪合，其势尚孤，是锄伏莽急于治逆党也；盗匪可虑矣，不与饥民合，其患犹小，是抚穷黎急于诛盗匪也。”

陈夔龙奏折中的“逆党”，指革命党；“盗匪”“伏莽”，指会党；“饥民”“穷黎”指穷苦无依的百姓。他恰恰道出了当时革命党、会党、百姓之间的三角关系，明确指出了会党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影响。

确实，如果没有会党的介入和深入参与，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可能那么迅速。特别是陕西、湖南、浙江、贵州、四川等地，如果没有会党，独立成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长期与清廷为敌的基础上，会党分子建立了严密的、完整的组织系统，制定了无比严格的纪律约定。清末，他们在革命党人的指导下，在不少地区实现了大联合，能够做到一方起事，八方响应发难。只有在最后关头，会党的一些领导者才从多年以来的“反清复明”旧框框里面跳出来，进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轨道。由此，他们参与的斗争开始与旧式的会党暴动大有分别，减少了行动上的破坏性和意志上的盲动性。

不过，会党毕竟是会党，辛亥革命时期，陕西、四川的会党势力帮助革命党人取得成功后，他们不是继续协助去稳定地方秩序，而是为非作歹、胡作非为，常常引致地方混乱，形成了新的恐怖局面。

最典型的，当属陕西。哥老会头目们几乎都不识字，独立后各自占据“码头”地盘，气焰嚣张，鱼肉乡里，明抢暗夺，祸害地方，使得民心大失。在四川，赵尔丰交出权力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那些散布在城内的巡防军、陆军、同志军以及各种会党分子，在“革命”胜利后，皆以功臣自居。这些兵哥、地痞，不少人花天酒地，在城内为争妓女大打出手，整日持枪拥械，招摇过市。特别是哥老会的“袍哥”们，他们相互打杀，互有死伤，最终引起地方大乱。

从思想方面看，会党成员的幼稚低下，有时候甚至让人感觉啼笑皆非。以萍浏澧起义为例，革命党发出一份檄文，其中尽表同盟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与此同时，会党头目也让手下的腐儒冬烘胡诌了一份《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内容荒谬离奇，不伦不类：“……毋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亦不过望吾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除此以外，当新军在湖北活动的时候，长江一带的会党大头目张伯祥竟然提出要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最终还竟然得到共进会的同意，极大地降低了革命运动的水平。（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民间教门对军事、政治方面的影响，最显著的在于“妖法”和“厌胜”两种形式。近代战争中，连与西方正规军交战的清朝军将，也利用妇女月经污布、屎尿等作为厌胜物品，在与洋枪洋炮的比试中想以此来取胜。其中最“经典”的战例，当属虎门失陷后参赞大臣杨芳，他让人在江上用排满屎尿木桶的木筏迎击英国铁甲舰。

当清朝大臣面对近代威力巨大的火炮惶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已有的经验不能帮助他解释那个未知世界的新事物，瞠目结舌之际，就只能想到民间教门和邪教的妖法。当一个王朝的大臣们开始使用这些伎俩的时候，我们感到的不是可笑，而是那种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令人心痛的黑色幽默。

纵观秘密会党的基础，主要是那些一直被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游民群体。这些人形形色色，包括江湖郎中、民间艺人、舟楫水手、僧侣乞丐，以及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破产农民、游勇散兵、城乡棍痞等。相比于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会党分子肯定缺乏清晰的理性思维，基本处于一种高于生存本能而低于逻辑运筹的精神状态。

由于一直是文化贫困的群体，会党成员的情感、愿望、价值观念、道德风尚，自然是他们极为低下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具体反映，所以难免有着强烈的唯利是图欲望和实用的雇佣意识，且时常表现出来。

如果对晚清各阶层进行缜密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令人惊讶的结论：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在对广大底层群众的影响方面，都比不上那些会党发动的基层暴力活动。没有经济基础而引进的“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字眼，对于数亿处于群氓状态下的清朝百姓来讲，远远不如“反清复明”“杀洋灭教”“均田均粮”等标语式的口号那么鲜明和亲切。在千余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空，乡村气息浓厚的歌谣、谣谶、揭帖、咒语等更加深入人心。

成长初期，秘密会党的政治组织色彩并不浓厚，这种游民阶层反抗意识的萌动，在于他们在社会中长期以来受歧视、受排挤、受压迫的亚文化群体地位，所以才会产生与现实统治相对抗的政治心理。会党分子早先最理想的境界，也不过是营建一个《水浒传》中所描述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大同平等社会而已。

这种政治上“越轨”的信仰集团，同中国农村的传统家长制一拍即合。它们不仅仅融会儒、道、释三教，更多的是吸收了民间的迷信、民俗，杂糅交错，自成体系。它们脱胎于正统宗教，反映了痛苦小民的彷徨无依，成为无数人的精神信仰和支柱。而农村小生产者长久以来为了生计和互助而结盟的风习，在清末大量流民的社会背景下，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如溃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

处于困苦生活状态下的小民，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乡民，生活在一种中世纪的状态中，而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昔日基本闭塞的生活，使得死水微澜式的生活更加难以忍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饱经威胁，在精神上无可倚恃，而民族、政治方面的高压，最终使得长久以来的压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绪化宣泄，在正统的教化失去威力的前提下，他们纷纷加入教门和会党组织。

所以，平素看似麻木如牛的小民，在骤然失控的社会中，在“天朝”尊严被列强削剥殆尽的情形下，爆发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和躁动，昔日的小心翼翼和拘谨木讷，一变而成为放纵和破坏。

应该看清的是，游民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不能体现新的生产关系。即使在清末那个天翻地裂的时代，分散、落后的经济地位以及蒙昧、闭塞的文化水平，也决定了他们依旧摆脱不了传统的皇权主义。

所以，如果说秘密会党具有某种政治意识，也不过是感性经验的意识，绝非理性批判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