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沉沉血作灯（二）
但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浑水摸鱼，英国、日本两大国际黑霸势力，也都在拉拢张之洞。维新派的康、梁诸人，通过日本人向张之洞殷勤致意，想利用他在东南起事。而英国更是快人一步，为了在长江领域排除其他国家的势力，积极策划张之洞的“东南互保”，甚至想扶植张之洞在长江中游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中华帝国”。
对于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唐才常感情上与张之洞一样，对他们一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早在1898年，唐才常就在《湘报》上撰写《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一文，号召联英联日，抵制沙俄。这种思想，其实源于他两湖书院的经历。正是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从英文、日文翻译过来的书籍。从个人“关系”上看，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不论依据旧中国的“潜规则”还是“明规则”，唐才常都算张之洞的门生。
恰恰恃于这些因由，唐才常在1900年8月9日，毅然自上海溯江乘船抵达汉口，落脚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邻的李慎德堂楼，准备亲自说谕张之洞，使这位“老师”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这种想法，乃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一厢情愿。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没什么两样，宦海浮沉，多年的官场老政客，随世摇摆，劲断利弊。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奏折中所称的“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义和团之乱后，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逃，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在这种事态未明的情况下，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如水面上的鸭子，表面上与包括自立军在内的各派各帮虚与委蛇，底下双腿猛划，一刻不停。
在与各种送信人周旋的同时，他一直派出暗探侦察自立军的分布和动向。
本来，唐才常与诸人相约，要在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那天起事，而且是在汉阳、汉口、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一时并起。
时间约定好了，人员分布下去，准备基本就绪，但独缺康有为事先保证发到的海外汇款。
英雄为钱发嗟叹！钱是英雄胆，没钱，唐才常心中无根，只得又派人去各地通知起义延期。但安徽大通的秦力山、吴禄贞二人没有及时得信，按时起义，终因寡不敌众，无人响应，被清军镇压下去。
惶急之下，唐才常拟定于8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武昌、汉阳、汉口起义，主要想夺取汉阳兵工厂后，攻占武昌，接下去率军西进，迎取光绪帝归大位，“复行新政，共奋中华”（梁启超语）。
当时唐才常手中的自立军，虚数有十多万人（理论上的数字），而康有为口头上准备汇来的钱，据说新近筹措了三十万美金（可能是鹰洋和龙洋混杂在一起，币种多多）。
康有为本人是如何想的呢？
这位南海“康圣人”，自认为大略雄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他一直是以“桂湘”为重地。也就是说，他机械照搬洪、杨“太平天国”进军的老套路，想先煽动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按照如此思路，在有了丰厚的人力、物力基础之后，可以挺进湖北，按部就班地出奇制胜，最终往北京迎扶光绪归大位。
为此，康、梁一直暗中“策反”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劝他拥光绪帝复辟，在英国支持下成立“自立国”。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自然不再热心于康、梁的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康、梁两个保皇党巨头更对湖北局势拿捏不准，生怕巨款打了水漂。基于这种考虑，唐才常的武昌、汉口、汉阳起义，如果发起，就是偏师变成了主力。
仔细观察局势后，康、梁迟疑不决，故而汇款一直未发。
其实，从实际情况上看，唐才常太看中金钱的力量。即便康有为汇款及时送到，区区三十万，又能为十万乌合之众提供多少天的支撑？
涉及“造反”这种灭宗灭族的大事，最主要是点燃起义人士头脑中的“精神原子弹”。后来1911年的武昌起义，无钱无饷，依靠区区一百五十发子弹，仅由几个下层士兵振臂一呼，不也是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吗？
造反，不是搭台唱戏。接连不断的临时改期，风险日益加剧，致使造反的消息逐步泄漏。
清廷的江汉道稽察长徐升派出的暗探很快就侦知唐才常自立军要在汉口、汉阳、武昌起事的情报，迅速上呈给张之洞。
多年的政坛经验，使得张之洞深深感觉到自己辖下“火药库”潜在的威力。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力图先把处于“星星之火”状态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当然，在那个时代，张之洞难道不看与唐才常一直关系密切的英国人脸色吗？
他一定会看！
但是，那时的英国人，心底已经有了谱，正准备放弃手中唐才常这块筹码。
究其根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人明里暗里推动张之洞“独立”的事情，早已经为法国、德国诸列强知悉。他们当然要下决心粉碎英国人对长江领域的独霸意图。法德两国甚至出动军舰，在长江口耀武扬威，警吓英国和张之洞。
明争暗斗中，列强们达成了“保全主义”的默契。而保全主义的精髓，英国人赫德说得最直接，最露骨，最贴切：
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殖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
也就是说，保全清廷，就能维护形式上中国的“独立”与“统一”。通过清朝这个“首席执行官”，董事局的各位洋人大佬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瓜分中国的利益。
消除了英国人干涉的隐忧，张之洞自然得心应手。于是，他先行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得到签字允许后，派兵进入英租界。
对于英国人的出卖，唐才常一丝戒备也没有。自恃是亲英派，他做梦也想不到平时道貌岸然、满口信义的英国人会把他给“卖”了。
所以，清军的搜捕行动，一点没有“戏肉”的惊险成分。
设在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被一锅端，而正在租界内宝顺里居所中商议大事的唐才常、桂圭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面对如此要案、大案，张之洞派出做主审官的，却是京汉铁路总办郑孝胥。高坐于大堂之上，面对着傲首而立的“逆犯”唐才常，郑孝胥如坐针毡。
两人是老相识！
戊戌变法中，郑孝胥也属于维新派，与谭嗣同、唐才常是“同志”关系。而且，数月前在日本，二人还秘密见面，共商劝张之洞在东南“独立”的事情。
唐才常打破尴尬气氛，佯装不识座上的郑孝胥，厉声喝问：“堂上所坐何人？姓字名谁？”
堂上胥吏依常例，高喝顿棍，镇唬唐才常。
郑孝胥摆摆手，示意堂吏噤声，自报家门：“我，郑孝胥，福建人氏，现为京汉铁路总办。”
唐才常若有所思：“哦，原来你就是郑孝胥。戊戌年在京城，皇上（指光绪帝）亲自接见你，特旨恩赏你为道员，派在总理衙门办事，君恩不浅啊！”
郑孝胥默然。
突然，唐才常顿足喝道：“作为‘戊戌变法’同仁，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我们不是大逆造反，而是奉旨讨贼！那拉氏妄踞天位，卖国割地，幽辱圣上，罪恶滔天……”
于是，唐才常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不仅郑孝胥呆坐静听，厅衙里如狼似虎的胥吏们，也犹如中了魔障一样，默然耸然，仔细听着唐才常的宣讲。
听毕堂下“犯人”的慷慨陈词，郑孝胥的脸，青一阵，紫一阵。
最后，他只得降阶行礼，当着众人面对唐才常说：“从公从私，我都无权审问唐先生，就此别过，我向总督请示，回避这个案件……”
言毕，郑孝胥匆匆而去。
皮球踢回给张之洞，使得老奸巨猾的张大人倍感踌躇。
“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啊。”他故意装出为难状。
但是，时任湖北巡抚的于荫霖深恨会党，坚持要杀人以儆效尤。
于荫霖，字次棠，乃清末一代名臣。1878年清朝贵族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正是他率先挺身而起，与张之洞等人联名弹劾崇厚，使得清廷下旨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在湖北任职期间，这位翰林出身的一方大员，更是清廉爱民，严惩贪官。所以，对历史人物下评判，有时难以用“好坏”二字妄下判语。
为了避免官场纠纷，张之洞私下对主持审讯的郑孝胥说：“唐才常一案，无论谁审他，他都难逃一死。最好不要对外广为声张，从速结案！”
张之洞如此说，自然有他的道理和隐衷。自立军的首脑唐才常，是他两湖书院的“门生”。而此前在安徽大通领导起义的吴禄贞，又是他亲自签署批准前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如果细审深究此案，还不知广牵出多少与自己有瓜葛的人。
唯恐夜长梦多，为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林圭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此举，也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唐才常之死，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湖湘之地，人杰辈出。自太平天国乱起，曾国藩独擎大旗，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等人，佼佼争辉，削平大难，名震中华。继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后，又有唐才常、林圭这样的刚烈义士，舍身为国，临危不惧。
仅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有五十多人。
话说唐才常先前自上海赶赴湖北后，梁启超、蔡松坡也从东京潜回上海。于是，受唐才常之托，蔡松坡前往长沙劝说威字营新军首领黄忠浩（字泽生）起义。
唐才常的这位湖南同乡黄忠浩很爱才，他大不以为然，高声怒骂道：“梁任公（梁启超）、唐佛尘（唐才常）二人，自己谋逆也就罢了，奈何牺牲大好有用青年！”
蔡松坡反复劝说，皆无效，只得任由黄忠浩把自己软禁一样“保护”起来。
而惦念蔡松坡行踪的梁启超，在上海码头买了船票，想冒险去汉口寻找蔡松坡下落。结果，那艘船因货少提前驶离码头，使梁任公错失了搭上这艘“不归号”轮船的机会。
由此，梁、蔡二人躲过张之洞武昌杀人的一大劫。
蔡松坡，听着这么耳熟，他是谁呢？对，他就是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出身于湖南宝庆府一个普通农家。此人乃神童，十三岁中秀才，十六岁就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是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是学堂总监，唐才常是主要的授课教员。所以，他和维新运动的诸位首领，亦师亦友，感情深厚。
得知唐才常死讯，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蔡锷遁回东京后，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坚定了流血革命的信念。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日后讨袁第一枪，也是由唐才常的这位高足率先打响。
在日本，追思谭嗣同、唐才常二位先烈，蔡锷作《杂感》十首，现摘取其二：
其一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其二
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唐才常的死，不是一般的牺牲，而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
他一个人的流血，预示着清朝的覆亡和汉民族的重新崛起。“其后武昌倡义诸人，多其部下，孙武亦自此出。”（章太炎《稽勋意见书》）
正是他的头颅所掷之处，血迹斑斑，让中国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滋阳湖畔的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附：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唐才常大英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个汉奸儿子唐有壬。唐有壬，字寿田，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在国民党历史上，他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唐有壬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竟然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重要情报，结果使得日本在摸清国军底牌的情况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事”，尽得大利。1935年3月，趁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之际，他为日本主子鞍前马后地奔走，倚仗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打探情报。12月25日，他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工人员刺杀，时年42岁。地下相逢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黄泉见面，想必唐才常不会饶过如此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