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沉沉血作灯（一）

唐才常，20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900年8月22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夜。武昌滋阳湖畔。

如漆的夜色，在岸边，因月光映照，湖水顿时鲜亮起来。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押解着二十多个戴着脚镣手铐的犯人，沉默地走到了湖边。

士兵和多数犯人，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为首的犯人，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唯他一人，无桎梏加身。

这个人，就是清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由于昨日才遭逮捕，未及加刑，唐才常衣衫整洁，鬓发肃然。他端昂不紊的做派、卓尔不群的姿仪，使得不知就里的人乍看上去，以为是夜阑时分赏湖景的诗人骚客。

但是，寒光凛冽的刺刀和近二百名紧张的清军，明白昭示出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杀人行动。

在新世纪晨光熹微的时刻，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抛洒尽他们肉身内灼热的鲜血。

凶残嗜血的清朝政府，以这种秘密处决的方式，暴露了他们的虚弱——对于犯有“大逆”的党人，他们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了。

清兵把二十多名“自立军”成员按跪在地上，抡起明晃晃大刀，一一斩下了他们勃勃不屈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他萧萧肃肃，慨然临风，面湖而立。大英雄此刻，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清军带队的队官走近前，立正敬礼：“唐先生，请您上路！”

鲜血腥甜的血息，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

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口占二绝：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整队执刑的清兵，脚下踩着同胞冒着热气的滚烫鲜血，均肃然无声，鬼影一般伫立在夜色中。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句绝命诗。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队官敬礼，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砍去……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字黻丞（后改“佛尘”），自号“洴澼子”。他生性豪放，自少有英杰气概。我们可从他那些如花扑眼的笔名、化名中，窥见一斑：无游居士、咄咄和尚、去梦残生、蔚蓝、弗人，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个看似倭名的化名：田野民治——更暴露了他大同共和的思想。

现在的人，能知道唐才常的，确实不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这两个人，生死知己，曾一同在大儒欧阳中鹄门下拜师求学，时称“浏阳二杰”。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间，青年唐才常入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主要为开阔自己眼界。光绪二十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

最早给予唐才常精神刺激的，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于巨额赔款的《马关条约》，他痛心疾首：“所定条约，款款辱国，哪里是和约，分明是对倭国的降表！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拔刀誓斩奸臣头。切齿之余，他对朝廷的腐败和黑暗日益愤恨。

确实，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从中国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达二点三亿两白银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年收入的四点五倍。

回头再算，自1840年以来，两次鸦片战争，一次中法战争，一次中日战争，还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列强侵略战争，香港、台湾等地相继被割。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丧失了一百八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相当于三个法国、五个德国、七个英国的面积！

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彼时的唐才常，依旧属于温和派。他主张“学新法须有次第，不可太骤”。

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全国之内，维新运动勃勃而兴。兴奋中，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八月间，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慈禧杀于北京。

得知生死知己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洪澜会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滨！

此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词，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唐才常在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又乘轮船于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游走，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议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在此，只要对辛亥革命历史稍熟的读者就会产生疑惑：康、梁二人为首的“保皇党”，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一直不和，明争暗斗，唐才常为什么能走钢丝一样，左右平衡，在两者之间都吃得开呢？

中国人习惯于简单划分“好人”“坏人”，缺乏自我辨识，缺乏分析弹性，尤其缺乏历史的“现场”感。

唐才常，绝非一个左右逢源的滑头政客，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处于摇摆阶段。作为谭嗣同生死战友，他自然为“保皇派”引为同志，因为他反清的同时一直宣称“保皇”。这种思想，正如他本人在《正气令序》中自我剖示的那样：“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意，如何能废！”在他心目中，还把被慈禧幽囚的光绪帝当成要加以解救的“明君”。与此同时，反清的情怀，也在他心中郁结不去：“国于天地，必有所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而他这种想法，自然与一直抱着“驱除鞑虏”想法的革命党人一拍即合。

对于唐才常这种人中之龙的人物，保皇党和革命党人都刻意拉拢，以为己用。

而唐才常呢，依违其间，游刃有余，在二者之间各取所长：保皇党有钱，革命党有人。而保皇党的“钱”，也是最早使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主动示好的原因。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当时在海外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们手中握有不少华侨富商捐献的“会费”。孙中山等革命党，专门能搞“革命”鼓动和策划，特别是在日本学习的“士官生”中，不少人是孙中山信徒。如此多的青年才俊，也是唐才常所急切渴取的人才。

为此，唐才常在康、梁面前慷慨“勤王”，在孙中山面前大言“保种救国”，自然赢得了双方共同的好感。

相对而言，好友谭嗣同在北京的被杀对唐才常刺激极大，颇思复仇，想必他心中“革命”的念头，要炽于“勤王”的忠心。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底，唐才常回国之际，前来送别的人都是大腕级人物——梁启超、孙中山等。送行者中还有留着络腮胡的宫崎滔天（寅藏）、仁丹胡的平山周等几个日本“同志”。

返国之后，唐才常依托上海租界这块“飞地”，假借日本人田野橘次的名义，在虹口的“武昌路”（冥冥之中有天意）创立“东文学社”。

在这里，他打着日语培训班幌子，开始了“正气会”的活动。

不久，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

与唐才常同时回国的林圭，在湖南长沙设立哥老会“中央本部”，暗中与张之洞联系，很想争取到这位清朝大员的支持。

为了在长江流域争取到各会党等下层组织的支持，唐才常仿效哥老会，创设“富有山堂”，并发行“富有票”。

这种方法在下层民众中行之有效，仅两湖地区，就卖出了两万多张“富有票”。

有了钱，有了人，唐才常信心日增，就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自立军”之所以如此顺利“扩招”，也与唐才常的“统一战线”有关。

一方面，唐才常有康、梁保皇党撑腰；另一方面，他又打起孙中山的旗号，甚至给这位革命党“大头子”封了一个“富有堂”的最高段位——极峰。

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恰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慈禧为了排洋，唆使义和团四处攻杀洋人，搅起天下大乱。

对于盲目排洋的怪力乱神“义和拳”，唐才常等人自然不屑一顾，但又认为可乱中发难，认定“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们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起事。

七月间，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国会）。

此次“国会”，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决定，除中、前、后、左、右五军外，还专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两军，直接由唐才常指挥。

会议宗旨，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很“革命”——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也就是说，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遁，又去“狩猎”了。

闻知此讯，唐才常等人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而唐才常口中的“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