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长安，觊觎之眼
“嵇绍，勿得胡言！”看到大臣嵇绍出班反对给自己加九锡，赵王司马伦气急败坏，他怒声叱喝，几近失态，“你父亲嵇康，在文帝时代，就因害时乱教而被诛杀。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如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效其猖獗，诬蔑帝室宗亲……为淳风俗，平异议，诏旨一下，定把你送到地下和你父亲做伴！”
嵇绍丝毫不为赵王的嚣张气焰所动，他音声朗朗，继续说：“赵王殿下，请放尊重。昔日汉献帝给曹操九锡之礼，曹魏加礼宣帝九锡，皆一时异数，绝非依据古礼行事。汉朝名臣周勃、霍光，力挽狂澜，功劳巨大，皆不曾受九锡之礼，赵王殿下，您奈何以宗室之尊，悖乱礼数呢？”
“嵇绍，看来你确实活够了！”赵王怒喝。
嵇绍一笑，并不答言，对在场群臣一揖，拂袖下殿而去。
“嵇绍乃张华余党，朝堂之上，竟敢侮辱相国。请赵王下令，处死此人，以儆效尤！”没等赵王说话，武将中走出一个人大声表态。
众人一看，原来是孟观。
当初贾南风、楚王等人联手诛除杨骏，孟观和李肇两个武将内外勾结，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诛杨骏之功，孟观得封上谷郡公。其间，李肇愚蛮，积弩将军一直做到现在。
孟、李二人成为诛杀杨骏的“功臣”后，在日后数次宫廷政变中，禁卫军将领有样学样，成为各方成败的关键力量。
孟观此人，并非那种头脑简单的跋扈武将。他自幼嗜学，精通天象、历法，可称乃文乃武。元康六年，氐族头目齐万年聚众十余万，竖旗造反，进围泾阳，袭扰关中，一度直接进逼长安。当时，赵王司马伦被贬调回洛阳后，朝廷梁王等人率重兵前往镇压，依旧损兵折将，无力破敌。元康九年，晋廷在张华推荐下，起用时为积弩将军的孟观为征讨大将军，命他率京中宿卫军西征。孟观不负所望，他一路所向皆捷，奋战破敌，转年就在中亭大败齐万年，擒杀了这个一度称帝的氐酋。凯旋后，朝廷封授孟观为右卫将军。
赵王司马伦、孙秀主政后，心知孟观是贾后旧党，但念他勇武能战，并没有除掉他，反而加授他为安南将军，领兵驻屯于宛地。同时，孙秀还派出新皇后羊献容的外祖父孙旂镇守襄阳，与孟观相犄角。
宛地绝对是军事大镇，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历史上既是南方大国问鼎中原的前哨，又是北方控遏南方的军事基地。而且，中央王朝无论都城设在长安还是洛阳，宛地都是大军通向南方的必由之路。早在两汉时代，宛城就与洛阳、长安、成都、临淄并列为全国五大都市。
为报答赵王、孙秀厚意，孟观此时站出来表态，一是临行前表“忠心”，二是故意以当众请杀嵇绍的行动来表示自己与朝中文臣无瓜葛，以图取得赵王进一步信任。
李肇蛮鲁，他看到孟观表态，马上也站出朝班，大声附和：“嵇绍反逆后人，骨子里就是我大晋逆贼，这样的人，朝廷应该斩草除根！”
见孟观、李肇出头，赵王司马伦嗓门更大，吼道：“二将军所言极是！孙大人，是否派人拟旨，诛杀嵇绍三族？”
出乎所有人意料，孙秀揺头，坐在榻上，手持麈尾，一言不发。
见状，司马伦沉不住气。他从坐床上站起来，踱到孙秀面前，问：“孙大人，何以不杀嵇绍？”
“先前诛杀张华、裴頠，已经大乖物望。方今京城稍安，不宜以谏阻之罪再杀嵇绍。”
赵王司马伦本来就是一个无主见的愚懦之人，见孙秀如此说，只得罢议。
嵇绍横插了一杠，并未能阻止赵王司马伦接受九锡的进程。文武百官在孙秀嘱使下，不少人亲自前往赵王相府去称道功德，“恳请”他接受九锡典命。
于是，在孙秀有条不紊的安排下，司马伦依照他父亲司马懿当年的样子，上表佯为谦让三次，最后，朝使持诏“敦勉”，他才“勉强”拜受九锡。
赵王得到这种超出常格的礼敬后，赵王王府得以增兵至二万人，与皇帝禁中宿卫数量相同。大喜过望之余，司马伦投桃报李，很快就以皇帝诏命的名义，进封孙秀为侍中，兼辅国将军，仍领相国司马一职。
如此，孙秀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不仅朝中大权由他掌握，就连赵王王府的军权，也全部在他一人手中。除了赵王府兵二万人，孙秀暗中增招兵士，使得他手下能直接控制的兵力达到三万多人。
废杀贾后的过程中，齐王司马冏出力非常大。最后，他只得迁为“游击将军”。瞻前顾后，他心中大为不满，每次上朝时，愤恨之色溢于言表。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孙秀的眼睛。为防止齐王司马冏成为第二个楚王司马玮，孙秀和赵王商议后，就矫诏外放齐王为平东将军，出镇许昌。这样一来，齐王就不能再领禁卫军。即使他在许昌掌握部分当地镇军，只要洛阳诏旨一下，可以随时削夺他的兵权。
帝国心脏洛阳发生的一切，都不能逃过地方镇军的眼睛。
长安。平西将军府邸。
河间王、平西将军司马颙与李含、张方一文一武两个属官，正满脸严肃地跪在地上，敬听朝廷派来的使臣宣读皇帝追复司马遹太子身份的诏书：
“呜呼！维尔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大启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遗旨，越建尔储副，以光显我祖宗。祗尔德行，以从保傅，事亲孝敬，礼无违者。而朕昧于凶构，致尔于非命之祸，俾申生、孝己。复见于今。赖宰相贤明，人神愤怨，用启朕心，讨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补于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动于五内。今追复皇太子，丧礼备制，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尚获尔心。”
读毕诏书，使者对河间王司马颙说：“朝廷规定，皇帝为太子服长子斩衰，群臣齐衰。诸镇藩王，各派使节，前往许昌奉迎太子灵柩回京。”
嘱咐礼仪后，使者便离开长安，踏上返回洛阳的旅途。
沉默了一会儿，河间王长史李含首先说话：
“洛阳城内，风雨欲来！先前皇太子暴薨，皆出自贾后之手。皇帝憨愚，从头到尾根本不知道内中详情。如今，赵王等人以皇帝名义向国内各镇派发此等诏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张方是个满脸胡子的武将，嘿嘿一笑，对河间王说：“洛阳日后乱起，大王您坐镇长安，得秦地形胜之区，带河阻山，地势便利。我们如果乘高出兵，可收高屋建瓴之效！”
李含望着眼中冒闪出兴奋光亮的司马颙，进一步劝说道：
“秦地险要，被山带河，四塞为固。汉张良曾经劝高祖刘邦：‘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大王，您占据如此膏腴之地，控扼天下咽喉，岂可默默久居人下？”
听李含此话说得过于鲜明，河间王司马颙挑了挑眉毛。他挥手示意李、张二人坐下，盛欲与谈。
李含拱手，言语谆谆：
“司马迁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大王，您能坐镇长安，定是祖宗显灵，上天福佑啊。王莽篡汉后，关中残破，故而后汉、曹魏，以及我们大晋，均以洛阳为首都。但是，帝京毕竟是帝京，后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我们大晋立国后，武帝对长安险地一直放心不下，规定石函之制，命令天下，非近亲宗室不得坐镇关中……大王，作为安平献王之孙，您于诸王为疏属，朝廷特以贤举，才能得到封疆关中的位子。天授不取，反受其咎！”
地位的改变，使得河间王的道德观念多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安平王司马孚之孙，太原王司马瑰嫡子，司马颙最初承袭父爵为太原王，咸宁二年就国。转年，改封河间王。自青年时代起，作为疏宗王爷，他轻财爱士，钻研礼仪，享有清名，曾被武帝赏叹为“诸国仪表”。元康初年迁为北中郎将，监守邺城。元康九年，他又得以取代年老昏庸的梁王司马肜为平西将军，坐镇关中。
几年来，拥大镇，凭险要，眼见朝中痴帝在位，外戚、诸王争权，司马颙不能不有所心动。
听李含、张方说到如此的深度，河间王司马颙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他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走着，有些一瘸一拐——一次在终南山骑马打猎受伤，造成了他右腿轻微的残疾。
虽然只有四十二岁，司马颙的鬓发已经有不少星星白色。乍看上去，他身高八尺，颏下三缕长髯，凤目黄睛，具有司马皇族那种天生堂皇的风度。他的面容，依然红润、年轻，无论接待朝廷的使者还是在长安城内，见谁都挂着可掬的微笑，显示出积极活泼、努力向上的一面。但是，只要细看他的双眼，就可以发现一种阴阴的东西在里面，透着精明、聪慧，同时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安和焦灼，以及勃勃欲发的野心。
“大王，依在下愚见，您现在身在长安，大可置之度外，坐观洛阳变故。齐王、成都王、淮南王和赵王，或出武帝一系，或出宣帝一系，或出文帝一系，日后必有火拼。可以先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我们相机而动，定能万全……”张方虽然是武将，心机不浅。
在晋朝武帝死后动荡的岁月里，所有这些宗室权贵，全都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来乔装改扮，在多年权力的较量中，不断掩饰他们的野心，以至于和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往往都看不出他们内心微妙的变化。
但是，出身于寒人阶层的李含，对于政治人物的敏感超出常人。实际上，自从跟随河间王，他就已经“认出”了这位疏宗王爷，内心深处对这位疏宗王爷的勃勃野心已经有了足够的鉴别。他知道，昔日那个被武帝树为“宗室榜样”的河间王已经不复存在。长安的河间王，是一个崭新的人，是一个从前的人们并不认识的人。
人生，随着时势的不同而变化。如同死亡之谜一样，一个人内心质的变化，是一个令人心神不安的奥秘。有些人，比如李含，他会提前认知、预感到这些变化，能够知晓河间王的野心意味着什么，还知道这种野心的前奏是什么，更知道它能带给自己什么东西。
李含，字世容，陇西人，年轻时代一度有忠公清正之名，以孝廉入官，熟习吏事，有经世之才。由于他出身寒门，又不能协和流俗，多年以来仕途蹇涩，最高只做到始平令这样的小官。赵王司马伦当政后，掌权的孙秀不知从什么渠道听说了李含，就准备把他召入京城做官。岂料，河间王司马颙为他饯行，经过一席谈话，深觉他有文武大才。于是，河间王立刻上表，请求朝廷就近改派李含为自己府上司马。不到数月，李含又升长史，一跃成为河间王府的幕僚长。
李含一头灰白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烁着灰色光泽，犹如弄脏的白雪一样，堆箍在他凸出的前额上。多年的殚精竭虑，使他才五十岁的年纪，脸部轮廓看上去已经变成了小老头。由于生存的艰难，他脸上一直保持一种狐狸般的警觉表情，时间久了，那种表情就面具一样常驻在他的脸上。不过，李含凭借着才智，加上他能够最大程度利用自己名气方面的优势，竭尽全力地掩饰住自己寒门出身的巨大缺陷。
他深知，只要河间王能够出头，他自己就一定能够出头。
宗室之中，河间王司马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身上没有一丝别的司马亲王那种盛气凌人的高傲，也不属于那种蛮横无理的王族子弟。相反，他富有深厚的、礼贤下士的人情味，当然还有那种能够被李含一眼看透的、矫揉造作的“忠勇”。所有这些，都使得李含能够抛却胆怯，放胆进言，不会害怕自己因为在这位王爷面前出谋划策过激而招来杀身之祸。
多年沉沦下僚的经历，让李含内心对于一步登天的成功有着极其迫切的渴望。天命之年并没有给他带来谦和和宽厚，日暮途穷的恐惧，反而让他比那些初出茅庐之辈更急进，更不愿服输。寒人阶级卑微的出身，使得他缺乏某些世家子弟儒典熏陶下的与世无涉的美德，却也无底层士人固有的乐天安命。狂躁和功利，反而成为暮年李含的真实精神状态。
好乱乐祸，混乱年代，寒人才能找到发达致显的良机。
“方今之计，莫如先挑起赵王、齐王之间的嫌隙，然后见机行事。”
李含这样说了，河间王也这样做了。
于是，带着河间王的口信，李含作为关中军镇的送葬使节，去到洛阳齐王府邸，与齐王密谈了一番，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京中有事，坐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肯定会站在齐王这一边。
齐王做出信以为真的样子，让李含回去转告河间王，如果关中有事，他也一定会与河间王同一阵营。
不过，内心之中，马上要到许昌就镇的齐王司马冏，当下对于远在关中的阴滑疏宗河间王不是很在意。临行前，他亲自到位于洛阳的淮南王王府，语重心长，提醒淮南王司马允说：
“赵王疏宗，位望难于服人；孙秀小人，贪渎弄权，日后必乱天下……我听说，他们二人暗忌殿下威名，很快就要对你下手，先发还是后发，殿下一定要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