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贸与海外开拓
宋元之际，中国商人已经开始走向海外，在东南亚各地开拓，并有了最早的移民。到了明代，虽有海禁政策，可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吸引着一批批中国商人，冒着巨大风险从事走海贸易。对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屡屡打击，却不能制止，在海外各地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定居区。至隆庆年间，明廷在月港开关，有限许可商人出海贸易，带来了海外贸易的繁荣。随着海上贸易的日渐发达，葡萄牙、西班牙出现在东南亚区域，导致了地缘格局的改变，原先的朝贡体系开始衰落。而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开拓，是官方所禁止的，也得不到官方的庇护。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屠杀，明廷的反应却是“商贾最贱”，认为他们被杀乃是咎由自取。
北宋立国后，在北方面临辽、西夏等政权的威胁，原先通过陆路与西域地区的贸易受到阻碍。为了扩大收入来源，宋王朝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吸引了大批外商前来，如“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
宋太宗至道元年，大食国舶主蒲押陁黎来华，献上白龙脑、眼药、白砂糖、千年枣、五味子、蔷薇水、乳香等物品。宋太宗在崇政殿接见了蒲押陁黎。接见时，有翻译陪同。据蒲押陁黎称，其父蒲希密五年之前来华后未归国，其母担忧，令其来中国寻访。至广州之后，见到其父，云备受大宋皇帝圣恩，降书赐袍，为此特命儿子来京进贡方物。宋太宗询问了大食国的情况，答：“与大秦相邻。”宋太宗问：“你国有些什么特产？”答：“犀牛、大象和香药。”
宋真宗咸平二年闰三月，大食国派遣使者蒲押提黎来华，献上象牙四根、蔷薇水四十瓶以及其他各种特产，祝贺新帝登位。蒲押陁黎、蒲押提黎并不是同一人，只是发音相近而已。“蒲”乃是阿拉伯人名中常见的Abn的音译，中译常为“阿卜”，有时省去“阿”，则称“卜”或“蒲”。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宋代设置有提举市舶。通过海上贸易，每岁经费充裕，民不惊扰，此举被视为爱民之仁政。在海外贸易中，宋代有抽解与博买两种方式：抽解，是对船舶征税；博买，是对获利较大的船舶货物，由官方按照一定比例以官价，强行收购，然后售卖。南宋时，官方投入大量资金，从事博买。博买制度不利于商人，导致海商抵制，来华贸易的船舶减少，香料供给时常不足。宋高宗绍兴十六年九月，三佛齐国王致信抗议，称近年来，该国商贩到广东贩卖乳香，颇多亏损。宋高宗指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为此，还将已经升官的市舶官，降了一级。
宋代对外贸易中，香料贸易占据了主要份额，而在香料之中，乳香又占据很大比例。在香料贸易之中，三佛齐国占据了主要份额。绍兴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佛齐国进奉使蒲晋等入朝，献乳香八万斤、胡椒万斤、象牙四十斤，各种名香宝器甚众。次日，宋高宗赐给使团众人官爵。
三佛齐之外，占城也是对华乳香贸易的大户。宋太祖建隆三年，占城遣使贡乳香一千两百斤。宋孝宗乾道三年十月，有占城一次对宋贸易两万斤白乳香、八万余斤混杂乳香的记录。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地区，此地本不出乳香，出口到中国的大量乳香，来自海上劫掠。乾道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据市舶司报告，大食商人称：“本国财主佛记霞、啰池各，备宝具、乳香、象牙等，驾船赴大宋进奉，至占城国外洋暂驻候风”，结果却被占城人骗入国中，尽夺乳香、象牙等物。最后，这批货物又被占城进贡到中国。乾道四年，大食进贡方物，有象牙、乳香等物，至占城被其抢夺。大食使团跑去福建市舶上诉，请求大宋做主，严惩占城。大宋夹在中间，只能好言安慰，“以礼遣回”。
宋代朝廷奖掖海外贸易，既招徕外商来华贸易，也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萍洲可谈》记述“北人过海不归者，谓之住蕃”，有的中国商人“住蕃虽十年不归”。此时华人已在占城、真腊、爪哇等地定居，在当地获得较高地位，乃至被推为王。北宋景德元年，安南大乱，久无首领，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王。宋代的三屿地区，相对还是比较落后。《诸蕃志》载，中国商人至此贸易，不敢上岸，驻舟中流，鸣鼓以招之。当地人便划着小船，带了吉贝、黄蜡、番布等物，前来交易。
南宋末年，宋将张世杰在广东新会崖山抗击元军，失败后一部分将士转去东南亚各地。南宋灭亡后，沿海地方也有人逃去东南亚，如梅县松口人卓谋带领十多名战士逃难到婆罗洲定居，此后，客家人源源不断地移居印尼。
元代的海贸政策时紧时松，但整体上还是鼓励海外私商贸易。随着蒙古的征服，疆域的开拓，香料的来源已不单单限于中亚，更多的来自东南亚。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东南亚民众参与胡椒种植与销售，带来了胡椒贸易的持续兴盛。
元代《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二十多岁时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南亚及非洲，每到一地便记载其山川、风俗、物产情况。据汪大渊记载，下里国地方数千余里，居民星罗棋布，家给人足。下里国所产胡椒，为各国之冠。椒木树漫山遍野，不可胜数，民众采摘曝晒，以干为度，“他番之有胡椒者，皆此国流波之余也”。
元代时，就有林旺移民到了今菲律宾一带。林旺在当地，向民众传播耕种知识，开发山川，驱逐猛兽，使当地人由游牧渐入农业定居。当地的各种日用物品，此时也从中国传入，华人前往贸易者日多，促进了当地生产技术的进步。
元代海运贸易发达，除了广州、泉州外，又新开了多处市舶司，进行对外贸易。马可·波罗曾到达刺桐城，他看到刺桐城沿海港口内，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世界各地出售。“刺桐城的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十作为税款，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收入。此外，商人们租船装货，对于精细货物必须付该货物总价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运费，胡椒等需付百分之四十四，而檀香木、药材以及一般商品则需付百分之四十。据估算，他们的费用连同关税和运费在内，总共占到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然而就是剩余的这一半中，他们也有很大的利润。”
宋元海外贸易兴盛，华商多至东南亚各地，活动范围遍及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元代华人前往海外，除了从事贸易获取暴利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在海外谋生相对容易。如在真腊，“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避于彼”。很多在国内无法娶妻的华人，到真腊后，首先娶上一房美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在海外的华人联合起来，推举领袖，共同进退。元代时，有泉州人朱道山，“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
宋元之际发达的海上贸易，至明初一度遇到阻滞。为了靖安沿海，清剿海盗倭寇，朱元璋颁布海禁。可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吸引了无数海商，他们不顾禁令，持续不断地走海贸易，更有大批华人至海外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