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华人赴海外贸易定居
在明初，官方严行海禁，以禁止民间对外贸易，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洪武四年，朱元璋颁布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就私自出海，《大明律》中有严苛的处罚。《兵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载：“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大明会典》载，沿海各地，凡下海船只，具有票号文引者方可出洋。若地方豪门及军民人等，擅自建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私自出海贸易，勾结海盗等，“将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诏令：“濒海居民私通外夷，贸易番货，漏泄事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者，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
明廷海禁虽严，沿海豪门势力与贫民，仍前赴后继，泛舟海外，从事贸易，以获取巨额利润。“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片板不准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当时有谚云：“若要富，须往猫里雾。”猫里雾，也称合猫里，地近吕宋，商船往来，渐成富壤，华人入其国，当地人不敢欺凌。
当时出海从事贸易者多属闽、粤、浙沿海居民，其中又以闽人居多。此外，在明代商业贸易中，占有极大势力的徽州人以及山西人，亦多经营海外贸易，江西商人也有至海外从事瓷器贸易。当时贩海，以福建为最盛。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山多田少，当地民众谋生艰难，只能走向海洋，到海外谋生。《五杂组》中记录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兴盛：“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剌加、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
从事海上贸易，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仅造船就要耗费巨额资金。“造舶费可千余金，每往还，岁一修辑，亦不下五六百金。”此外还要备货，还要打点官方，还有各种生活开销，还得面临海洋与陆地上的未知风险。故而能从事海上贸易的，一类是沿海豪门势力之家，另一类则是散商。地方上的豪门势力通过投资海上贸易，获得更多财源。豪门势力作为船主，一般不出海贸易，而是由亲信出海，从事贸易，“其驾船之人名曰后生，各系主者厚养壮大”。
一般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则以合伙形式，共同出资，或是租船，或是造船，出海贸易，共担风险。“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资，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出海船上还雇佣了大量的平民，从事各种工作。一般平民被暴利所吸引，也乐于投身此中，有钱者出资，无钱者出力，有门路四处奔走，于是海外贸易兴盛，大批民众投入海外贸易，乃至在他国停留，最后定居。
华人在海外定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暂时停留，发展到最终定居。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居民至海外各地贸易，多有在爪哇、琉球、暹罗、安南、吕宋、日本、苏门答剌、真腊等地定居者。出海贸易时，海商有时错过了每年七八月的风期还国，就在当地居留过冬，称为“压冬”。有时因为货物滞销，不得不停留在当地。有时贸易地希望华商继续前来贸易，留下几人作为人质，以待来年。华人至海外闯荡后，发现在海外更容易谋生，有更多的机会，于是开始定居，并在海外繁衍子孙，形成华人聚居区。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有记载，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益等地，均有大量华人聚居。杜板地方有华人居民约千家，主要来自广东及福建漳州一带。苏鲁马益地方上也有中国人聚居，并有村主，掌管番人千余家。新村在苏鲁马益以北二十里，原系沙滩之地，自中国人来此定居，遂更名为新村，“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
在苏门答剌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州、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在暹罗“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土夷乃散处水棚板阁，荫以茭草，无陶瓦也”。在真腊，华商登岸贸易后，“篱木州以柴为城，华人率寓居，市道甚平”。在吕宋，据《东西洋考》载：“聚居涧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
大量的中国移民至海外，带来了通婚。如《闽都记》记载：
“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有阮、芮、樊、郝等姓氏往麻喇国多年，娶番妇生子。”华人与当地女性所生混血儿，被称为“峇峇”。满剌加当地人肤色黝黑，其间如有肤白者，都是与华人通婚所遗留。三佛齐地方上本无文字，但华人来了后，始用中国文字。华人在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将闽南语传入，在当地词汇中融入大量闽南语。后世菲律宾所用的他加禄语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汉语词汇。
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如瓷器等物，备受各地欢迎。文郎马神，初以蕉叶盛食，及与中国开通贸易之后，渐渐开始使用各类瓷器。在占城，中国青瓷盘碗、绫绢、纻丝等物，备受追捧，以淡金交易。在爪哇，当地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以及麝香、销金、纻丝、烧珠之类，用铜钱买易。
通过贸易，中国铜钱大量输往海外，成为当地日常使用的钱币。在爪哇，葡萄牙人皮列士观察到，海岸集中了大量商人进行贸易，其中不少是中国人，中国的铜钱在那里是通用钱币。爪哇人告诉皮列士，爪哇曾与中国联姻，中国皇帝曾把一位公主嫁给爪哇君主，并且送来了很多铜钱。
明代华人出海，凭借着出色的经商技能，勤奋吃苦的精神，以及中国所产各类精良商品，在东南亚各地扎根下来。华人在当日的东南亚各地，具有较大影响力，地位超群。如在三屿，凡男子到过中国者，地位崇高，备受父老赞美。在渤泥，见唐人到来，敬爱有加，华人醉酒者，则扶至家中，待如故旧。在真腊，有中国瓷器甚多，称华人为唐人。番人杀唐人，死罪；唐人杀番人，罚款，无款者鬻身。在暹罗，妇人以通华人为荣。
明代的海外贸易，带动了国内的生产，开拓了海外市场，至海外各地贸易、滞留乃至定居的华人，将中国的文化与各类生产技术传播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生产技能的改善，提升了生产力。菲律宾华侨陈台民先生充满感情地写道：“当三屿人认为，到过中国是无上的光荣时，台湾还只是一个洪荒的岛屿。”
明代中期之后，随着贸易的繁盛，至海外各地定居的华人日益增多。不过明廷官员对于这些前往海外的民众，持极大恶感，将其描述为“奸民”“无赖”之类。如“我民往贩吕宋，中多无赖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万人”。对这些在海外的华人，明廷将其视为无赖之徒，不时加以打击，更遑论给予保护乃至扶持了。
明中叶以后，海商贸易多带有武装贸易的性质，因出海贸易本就是犯禁之事，为了对抗官府与海盗，商船多携带武器。嘉靖二十六年前后两年中，泛海前往日本从事走私贸易的福建地方的船只，受风向影响，漂至朝鲜，被解送回国的就有千人以上。这些去日本从事海上贸易的福建人，一旦被明军追捕，则逃亡海外定居，天高水远，大明也无可奈何。此类因为逃亡而定居者颇多，如嘉靖四十五年，林道乾为逃避官军追捕，逃亡渤泥，占据一地，号为“道乾港”。嘉靖末年，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但到了万历五年，有中国商人抵达旧港，却看到张琏在当地如鱼得水，“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
成化、弘治年间，中国沿海海防松懈，沿海豪门势家走私贸易更为猖獗，甚至太监也参与其中。海上贸易的繁荣，势力之家的参与，遭到反对海外贸易的大臣持续不断的打击，引发了朝廷内部的风波。在这些大臣看来，从事海外贸易的多是奸民，必须加以打击。如成化年间，辛访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奉敕巡视海道，重拳打击当地走海贸易的豪门势家。豪门势家鼓动御史，污蔑辛访激变良民。有人劝告辛访稍缓其狱，辛公奋然曰：“吾宁执法而死，不忍卖法而生也。”
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私自出海逐利，乃是奸民所为，打击海外贸易者多为忠臣。在文人的记录下，经过辛访等忠臣的打击，“奸民屏息，海道肃清”。实际上，民间的海外贸易从来不曾停过。对于出海的中国民众，明廷一概视为非法之徒，宽松时则遣使招徕归国，严苛时则派兵围剿。
对于在海外的众多华人而言，其身份兼具矛盾。一方面，华人需要体现“中华”的身份，不时还要依托明廷为大旗，以此彰显文化与身份的高贵，在海外各地开拓，获得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则又面临母国明廷的持续打压，不得不以武力走海，不时还要用武力抗拒明廷。在这样的夹缝之中，海外华人艰难求生，在海外开拓，靠自身之力而获得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