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法为国家利源
大明开国之后，皇帝朱元璋大力推广宝钞，在宝钞贬值后，一度禁止使用金银及铜钱，导致整个财政体系混乱。当宝钞不行之后，白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并最终得到了明廷的认可。在明中期以后，通过海外贸易，来自日本、南美的白银大量输入，为中国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条件，也带来了明中期之后的经济繁荣。至万历朝，白银供给充足，明廷推行了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有明一代，朝廷缺乏财政理念，在官方宝钞退出市场之后，虽曾铸造铜钱，却始终没有对白银货币加以管控，造成了流通货币的混乱。
元代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在与各国的交往中，逐渐开始使用白银。如花剌子模，一直就使用银币。在取得对中原的统治之后，元代建立起了以纸币为主的货币体系。元代共发行了四种宝钞，分别是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元中统元年，忽必烈称帝，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位，“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因为以银为本位，纸钞也称银钞。
元至元十四年四月，元廷禁江南行用铜钱。至元二十二年，在全国拒收铜钱，宝钞成为元廷国币。元代发行宝钞有相当基础，一则此前宋、金等国已经有纸钞推行；二则元朝疆域广阔，使用金属货币不易携行。就铸造铜钱还是发行宝钞，民间另有说法。此说以为，元主忽必烈曾经询问刘秉忠。刘秉忠曰：“楮用于阴，钱用于阳。沙漠为阴，华夏为阳。国家起沙漠而临中夏，宜用楮币。不然四海不靖。”宜用楮币，也就是纸币；楮树皮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料，古时亦作纸的代称。
终元之世，基本上只行钞法，很少铸钱。民间甚至认为，至正年间，脱脱为相，立宝泉提举司，铸至正铜钱，导致天下大乱。实际上，至大三年、至正十年，元廷曾两次铸铜钱。此两次所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主要用于海外贸易。元代进行海外贸易时，初期多使用宋代所铸铜钱，日本就是中国铜钱的重要进口国。当时，日本国内铜产量低，而贵族阶层普遍迷恋佛教，需要大量用铜铸造佛像及各类用具。从中国进口大量铜钱到日本，部分用于市场流通，部分被用来铸造佛像及各类佛教用具。从中国进口铜钱回日本，能获得暴利，日本商人甚至使用金银来中国换取铜钱，如至元十四年，日本商人“持金来易铜钱”。在此背景下，元廷铸造铜钱，用于出口，而不是国内市场。
宝钞轻便易携，流通极广，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通行全国。在蒙古、新疆、云南、西藏等地，后世曾有元宝钞出土。元代严禁伪造宝钞，宝钞票面上印有“伪造者斩，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元律规定，凡参与伪造宝钞者，一律处死，“诸伪造宝钞，首谋起意，并雕版抄纸，收买颜料，书填字号，窝藏印造，但同情者皆处死，仍没其家产”。
流通一段时间后，宝钞磨损，文字不清，此类称“昏钞”。民众持昏钞，可以兑换金银，或是换取新钞。元廷还特意规定，如果表明宝钞数目的文字磨损，则不能兑换，如“壹贯文省”中的任何一个字磨损，则不能兑换。回收的昏钞，由官方统一加以焚毁。
元初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时，汲取了金末通货膨胀的教训，发行的数额较小，以金银作为准备金，“稍有壅滞，出银收钞”。民众在各地可用中统元宝交钞兑换现银，每两收取工墨费三分。此后因为与南宋的战争，导致宝钞发行量增加，各地平准行用库的存银逐渐被元廷收回，导致宝钞贬值。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通行宝钞，价值为中统元宝交钞的五倍，二者通行使用，由于发行量过大，不断贬值。
大德八年，平准行用库更名为行用库，等于变相放弃银本位制。“民间所行，皆无本之钞，以至物价腾踊，奚至十倍。”至大二年发行的至大银钞，价值又是至元宝钞的五倍，带来货币混乱，发行了一年即废除。
元末时期，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宝钞贬值严重。至正六年，一两金值三百贯中统元宝交钞，一两银值三十贯中统元宝交钞。至正十年，贬值为一两金值五百贯中统元宝交钞。元廷开始滥发宝钞，至正宝钞“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乃至于“人视之若弊楮”。至元末，民间相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开黄河与变宝钞，被视为是元亡的两大原因。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尚未夺取天下，已铸大中通宝。元廷用纸币，朱元璋铸铜钱，借此表示反叛元廷之意。但在朱元璋所控制区域，大中通宝与元宝钞及历代钱通行，“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
洪武朝在铜钱的使用上，变动再三。洪武元年三月，铸洪武通宝。洪武四年，再铸大中通宝。洪武八年，因为发行宝钞，停止宝源局鼓铸。洪武九年，停止各省铸造。洪武十年，恢复各省宝泉局。洪武二十年一度停铸，两年后又恢复鼓铸。洪武二十六年，停止各省鼓铸。洪武二十七年，因宝钞贬值，禁用铜钱。
在明王朝建立之后，元代所发行的宝钞仍然通行了一段时间，一度铜钱与宝钞通用，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但铜料紧张，官方鼓励民间毁铜器，输入官方，劳民颇多。此外，民间多有私造铜钱者，官方防不胜防。而铜钱携带不便，对于远途贸易的商贾极为不便。“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正宝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遂诏中书省造之。”
洪武八年三月，“诏造大明宝钞”。大明宝钞共有六种，“曰一贯，曰五百文，曰四百文，曰三百文，曰二百文，曰一百文”。宝钞中间为钱串图样，钱串上为宝钞面额，横题“大明通行宝钞”，两边各有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此番所印大明宝钞，面额较大，使用不便。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经户部奏请，印造十文至五十文，共五等小钞，以便利民间使用。
朱棣夺取天下之后，户部尚书夏原吉建议，宝钞提举司钞板岁久，篆文销乏，所用年号乃是洪武，明年改元永乐，可以连带将钞板年号改为永乐。朱棣则认为，钞板磨损自当更换，但年号不必改，“虽永用洪武可也”，此后二百余年，大明所用纸币，只有洪武宝钞一种，由此也产生了弊端。宋代每三年一界，界满发行新的交子。有明一代，宝钞只有一种，发行年份也无分界，从不改币名及形制，新旧钞一起混杂在市场。虽然朝廷有严令，禁止民间私造宝钞，可利润摆在那里，仿造的技术条件又不高，民间仿造的宝钞不断涌入市场。
在货币上，朱元璋很是自信，他放弃使用准备金，认为依靠强大的官方力量，就能推动宝钞的流通，就能保证宝钞的价值。他推行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宝钞的通行。民众可以用金银向官方兑换宝钞，但不能够用宝钞向官方兑换金银，又限定百文以下交易才可用铜钱。在税收上，钱钞兼收，钞七钱三。宝钞发行之后，被大量运用，如赏赐给皇亲贵族及朝贡使臣，支付百官俸禄，用作军队军费，采购大宗物资等。
宝钞虽不能兑换，但明廷制定了其与铜钱、白银的比价。洪武九年，一贯宝钞当一千文，当一两银。此后宝钞不断滥发，不断贬值。洪武十三年，明廷又出了个昏招。此前明廷曾有倒钞法，以回收磨损的宝钞。此年下令，凡是票面金额文字尚可识别的宝钞，都可以流通，于是旧钞大量积压，市面上宝钞越积越多。
洪武二十三年，两浙地区宝钞大幅贬值。朱元璋无奈妥协，令两浙市肆之民，将铜料送京师，铸钱相兼行使。此后宝钞不断贬值，两浙、江西、福建、广州等地民众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朱元璋认为，宝钞贬值的原因在于民心奸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
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禁用铜钱，军民人等要将手中的铜钱送到官府，兑换宝钞。朱元璋废除钱钞二元制，单行宝钞，希望能遏制宝钞的贬值。铜钱禁令颁布后，宝钞持续贬值，至洪武三十年，一贯宝钞只能当七十一文钱。因为贬值惊人，此年朱元璋下令，禁民间以金银交易。可民间无视官方禁令，以金银、铜钱或者各类实物进行交易。
永乐元年，朱棣进一步强化宝钞的地位，重申“禁金银交易”。朱棣努力解决宝钞流通不振、不断贬值的问题。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建议，在全国推行户口食盐法，以回收宝钞。据陈瑛估算，全国民一千万户，兵两百万余户，按一家五口人来计，大口每月吃盐两斤，缴纳宝钞两贯，小口每月吃盐一斤，缴纳宝钞一贯，则每一季可以收缴宝钞五千余万锭。朱棣采纳了陈瑛的建议，但将征税额减少了一半。
永乐二年，明廷推行户口食盐法，“大口令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月食盐半斤纳钞五百文”。通过人人每日都要消费的食盐，强制使用宝钞，增加宝钞流通，又可回收宝钞，缓解贬值。在全国范围内，凡征税、罚赃等，均规定收取宝钞，以此回收宝钞，保持其价值。经过不断努力，永乐朝宝钞被强行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中，贬值的趋势暂时放缓。但到了永乐末年，宝钞又不断贬值，致物价腾涌，无法抑制。
永乐朝延续了洪武朝的货币政策，照理说应该禁止使用铜钱，可永乐朝却铸造了永乐通宝。永乐六年，铸永乐通宝。至永乐九年，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永乐通宝用于对外贸易和赏赐，而非国内流通；郑和下西洋时，就携带了大量永乐通宝。永乐通宝铸工精湛，精准划一，大量出口到日本，备受欢迎，成为硬通货。在日本争雄的各路势力如织田信长、黑田孝高、仙石秀久等的军旗、甲胄之上，均可见永乐通宝的图样。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其子朱高炽、孙子朱瞻基先后登基，是为仁宗和宣宗。此期间，二帝与民休息，为政宽和，慎用刑律，稳定边疆，国力恢复，史称“仁宣之治”。在货币政策上，仁宣二朝继续推行宝钞，通过停发新钞、违律罚钞、原有税目折钞、广开商税征钞等手段，维持宝钞在民间的主体地位，缓解了宝钞贬值。
仁宗一度曾对户部尚书夏元吉道：“钞法阻滞，盖由散出太多，宜设法广敛之。”仁宗即位后，“命三法司军民犯笞杖者，定等第，令输钞赎罪”。当年十月，三法司定下“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时值追钞，仍治私宰之罪”。盐钞法被推行，“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山东每引百五十贯，福建、广东每引百贯。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资次”。
宣德三年六月，宣宗下令停印新钞，将旧钞焚毁。减少临时发放、赏赐公侯军士等的宝钞；所收宝钞可用者入库，不可用者烧毁。宣宗时期，明廷将宝钞推广到各种杂色收入中，如宣德七年，令湖广、广西、浙江三省，商税鱼课，办纳银两者，“皆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凡以金银交易及匿货增直者罚钞”。
货币政策上，仁宣二朝有所改变，对违背钞法者，予以宽大处理。宣德元年，有人上奏，请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如此宝钞可通行。宣宗认为“布帛菽粟，民所服食，不可一日无者。互相贸易，以厚其生，岂可禁绝”，加以否决。宣宗还特许，贵州民众不必折钞交纳盐税。往日明廷禁止民间以金银贸易，“凡交易银一钱者，买者卖者皆罚钞一千贯，一两者，罚钞一万贯，仍各追免罪钞一万贯”。至宣德三年，免追罚钞。
虽然仁宣二朝，官方持续努力推广，可宝钞不断贬值，被民间排斥。到了正统朝之后，宝钞在民间已不大通行。到了崇祯十六年，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崇祯帝设立内宝钞局，再次发行宝钞，令商民以白银兑换宝钞。崇祯帝认为，只要法严，就可推广宝钞。可宝钞发行之后，无人前来兑换——“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