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白银与朱印贸易
日本银矿储量丰富,欧洲人到来后,称之为“银岛”。日本列岛上银矿分布极广,考虑到运输方便,主要是沿海一带银矿被开采,如本州岛的岛根、鸟取、新潟、山行,九州的长崎等。
日本应仁元年,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政时期,各地大名爆发战乱,开启了战国时代。各路大名竭力壮大自己,以进行争霸战争,这就需要大量的金银支撑。各地大名纷纷在自己领地之内勘测银矿,进行开挖,以获得白银。
1526年,博多商人神谷寿祯发现了石见银矿,日本大名大内义兴在当年就攻陷石见,在石见银山旁筑矢泷城,确保对银矿的控制。1533年,大内义兴之子大内义隆通过神谷寿祯,从海外学到了“灰吹法”,大幅提高了白银提炼的质量与白银产量。灰吹法提炼出来的白银,被加工为丁银,再加以流通。1543年,日本兵库县又发现了含银量极高的马生野银山,此后佐渡等地也有银山发现。
日本白银产量,最盛之时年产二百吨,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仅马生野银山每年交给丰臣秀吉的银课就有十吨。同时期岛根岩美银山,一个矿坑每年缴纳十二吨的银课给德川家康。日本在对外贸易中,以输出白银为主,此外还有漆器、扇子、刀剑等,至中国换取丝绸、瓷器、铜钱、中药等物,至东南亚换取香料、木材等。日本白银成色足,在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广受欢迎。
嘉靖三十七年,明廷禁止日本来华贸易,可白银的魅力,吸引着中国和葡萄牙商人。葡萄牙人控制澳门之后,即派遣船只,前往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日本,迫不及待地想要对外进行贸易。两名欧洲传教士在1580年时写道:“葡萄牙船每年从中国前去入泊的九州岛,日本大名们很穷,商船入泊他们的港口使他们得到巨额收益,所以,他们努力地吸引商船到他们的封地去。”各地大名都开出优惠条件,吸引葡萄牙人前来贸易。从1570年开始,日本在长崎设立会馆,负责与葡萄牙贸易。
1580年,葡萄牙人以每年一千杜卡特金币的价格,取得了对长崎的租借权。葡萄牙通过澳门,可以获得日本所需的中国产品,是中日贸易的中间人,并取得了垄断地位。每年4月至5月间,由葡萄牙王室任命的船长率领大船,满载着毛织品、红布、水晶、玻璃制品、佛兰芒钟表、葡萄酒、印度棉花和棉布等,从印度果阿出航。在正常情况下,它将停靠在满剌加,把船上的部分货物换为香料、檀木、苏木、鲨鱼皮和鹿皮,然后再航行到澳门。在澳门,他们通常要等待十至十二个月,至第二年上半年在广州采购生丝和丝织品。第二年的6月底至8月初,满载生丝等货物的葡萄牙大船,乘着西南季候风前往日本贸易。在日本停留到10月底或11月初,再乘东北季候风返航澳门。从日本载运出来的商品除了大量的白银外,还有日本所产的各类物品。白银一般会在澳门被卸下来,用以购买明年运往果阿的中国生丝、丝织品、黄金、麝香、珍珠、象牙和瓷器。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对海外贸易加以管控,于1592年颁发“异国渡海御朱印状”。凡日本出海贸易的船只,都须领取朱印状。朱印状由将军颁发,写明航行地点、贸易人,并有将军的红印章,证明持有者乃是合法商人。至丰臣秀吉去世时,只有九艘朱印船,故而后世也称朱印船为“九艘船”。日本朱印船出口到东南亚各国的物品主要是铜、铁、硫黄、樟脑等物,购入的主要是鹿皮、鲛皮等,制成武士所需的各种物品及包裹火绳枪的皮袋。
日本庆长五年,荷兰船“利夫得”号漂流到日本,落到德川家康手中。这艘荷兰船只被秘密送到蒲贺,进行修整。“利夫得”号船上所装备的大炮与弹药,则被投入到关原之战中,为德川家康取胜立下功劳。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派兵接管石见银山,此后还任命了“石见银山领”,主管银山。德川家康铸造金币、银币、铜钱,规范了三者之间的兑换比例,统一了国内货币,改善了流通环境,稳定了日本市场。
德川家康继续推行朱印符贸易,排斥异己大名,最终将朱印贸易权收归手中,独享贸易之利。德川家康也想打破葡萄牙垄断中日贸易的地位,希望恢复勘合贸易。庆长十五年,德川家康接见中国商人周性如,赐给朱印状,托其致书明廷,希望赐给勘合之符,恢复朝贡贸易,但明廷对日本仍紧闭贸易的大门。
葡萄牙人垄断中国与日本的中间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也为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白银。葡萄牙人每年派一至三艘船只前往日本,能获得六十万两左右的白银。这些白银使葡萄牙人再回到中国时,底气十足,可以采购更多高品质的中国货物。1588年,丰臣秀吉眼红贸易的暴利,强行以低价收购葡萄牙人运来的生丝。葡萄牙人于第二年停止了对日生丝贸易,丰臣秀吉被迫放弃强硬政策,由葡萄牙人继续控制中日贸易。
为了打破葡萄牙人的贸易垄断,德川家康时期,一度鼓励西班牙人前来日本贸易,且给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1609年,西班牙前吕宋总督罗德里戈因海难漂流到了日本,得以与德川家康进行会谈。罗德里戈提出,给西班牙通商港口、保护天主教、驱逐荷兰人,德川家康同意了前两个条件,但拒绝驱逐荷兰人。随着中国走私船与荷兰商船的涌入,德川家康对招徕西班牙人前来贸易失去了兴趣。
葡萄牙人对日贸易的兴盛,面临着新敌手的挑战,这就是荷兰人与中国的走私船。1602年,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在巴达维亚。1603年,荷兰军舰拦截航行在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葡萄牙船只。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到日本平户港,开设商馆,进行贸易。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大员,建立安平古堡,作为中国与日本、巴达维亚贸易的中转地。荷兰人控制了东南亚的香料、木材等产品,将之输往中国,转而从中国采购生丝、绸缎等物品,前往日本换取白银,再将白银运至中国购买货物,前往东南亚、日本销售。
徐光启谈及中日贸易时曾云:“彼中百货,取资之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瓷。”在勘合贸易未断绝时,中国大量出口丝、纱、绢、锦等各类物品至日本。嘉靖二十七年之后,勘合贸易彻底中断,哪怕隆庆开关后,也禁止中国商船对日贸易。可日本的白银却是实在的硬通货,吸引着中国商人。中国商船常从月港出发,向着东南亚航行一段后,再暗中转往日本贸易。
德川家康推行丝割符制,由幕府统一定价,统一购买,统一分配,掌握了进口生丝的贸易主导权。丝割符制主要针对葡萄牙人,因此时中国商船,对日主要还是走私贸易,不受丝割符制限制。葡萄牙人表示抗拒,在1606年、1608年,两次停航日本。1609年,葡萄牙人运来大量生丝,要求日本用现银交易,而此前均为赊账,这让日本人不满。此前日本以接近纯银的灰吹银交付,此时改为纯度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丁银支付,这让葡萄牙人不满。此后葡萄牙人与德川家康摩擦不断,双方一度中断贸易,这为中国商船扩大对日贸易提供了契机。
日本庆长七年,装载着二十余万斤中国生丝的中国商船和从东南亚返航的日本商船,共二十六艘,同时驶入长崎港,这是日本海上贸易极盛的一刻。葡萄牙人对日贸易的垄断地位被打破,1637年的一份报告称:澳门商人受到荷兰人、中国人日益激烈的竞争,每年大约有十二艘荷兰船开到平户,有五六十艘来自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等地的中国船驶入长崎。此时中国商船对日贸易的额度,远远超过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在对日本贸易之中,又将贸易与宗教结合,天主教在日本迅速发展,引发了幕府的警惕。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全国禁教令,但没有限制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前来贸易。1616年,德川幕府颁布“元和禁教令”,禁止外国人在日本从事商业活动,除中国和朝鲜商船外,其他外国商船只准停靠在长崎和平户两港。
1620年,荷兰人拦截了一艘从马尼拉返回日本的朱印船,在船上发现了两名传教士。荷兰人如获至宝,将此发现汇报给了幕府,又列数了朱印船贸易的种种危害。此事导致幕府极大反弹,开始严格限制朱印船出海。
日本宽永十二年,随着幕府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朱印船贸易告终。从1604年到1635年,日本共有三百五十三艘次朱印船出海,前往东南亚贸易,带动了中国、日本、东南亚贸易圈的发展。朱印船每次出海贸易时,都要携带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大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
宽永十四年,日本岛原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发动起义,幕府苦战无功,不得不求助于荷兰人。荷兰人出动兵船,开炮助战,又献上两门大炮,并传授铸炮技术。荷兰人的强力支持,使幕府无视葡萄牙、西班牙。
宽永十六年,幕府第五次颁布锁国令,驱逐在日本的葡萄牙人,全面禁止“加莱奥塔船”来日本,违背者斩首;禁止在海外的日本人归国。这次“锁国令”与前四次不同,前四次奉书是发给长崎奉行,第五次奉书是直接出示给葡萄牙人。此外还向在长崎的荷兰人、中国人传递了奉书,禁止两国船只携带传教士来日本。
至第五次锁国令颁发后,葡萄牙、英国、西班牙等国船只被禁止入长崎港贸易,能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国家只有荷兰与中国。一时之间,中国丝织品价格飞涨,想要得到生丝与丝织品货源的日本商人,纷纷求助于中国与荷兰商人。锁国令颁布之后,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对日出口并未缩减,反而由于价格的增长,为中国换回了更多的白银。
白银贸易为日本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提升了商人的地位,高贵的武士为了钱财,不得不向商人与高利贷者屈膝。白银的大量流出也让幕府感受到了压力。日本宽文四年,幕府许可黄金输出。宽文八年,幕府禁止对外输出白银。
用黄金进行贸易让荷兰人兴奋无比,他们运走了大量的黄金。中国商人从黄金交易中不能获得较大利润,对日贸易开始下降,此后幕府不得不许可对华输出白银。
日本贞享二年,幕府定下中国、荷兰每年与日本的贸易额,中国船每年六千贯目,荷兰船每年三千贯目,共计约合九千贯目,折合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千克白银。中国船只每年由六千贯目贸易中,可以带回二万二千五百千克白银,虽然有所收缩,但加上大量走私贸易的船只,数额还是惊人的。围绕日本白银输入中国的数量,中日两国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日本学者静田岩男认为:“中国商船每艘约能从日本运返白银23500两,平均每年约能运回日本白银1292500两。”中国学者倪来恩、夏维中则认为:“1500年至1639年,仅葡萄牙人输入中国的日本白银高达165万千克,折合3300万两。”不论采用哪一组数据,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都是极为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