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与白银放任
在洪武朝、永乐朝，宝钞是普遍使用的支付货币。至正统朝，宝钞、白银及各类实物通行。到了成化朝、弘治朝，开始以白银作为支付货币。宣德朝以后，官方有五十余年未曾铸造铜钱，导致民间货币缺乏，白银进入各个领域流通。此后，官方一度铸造铜钱，但铜钱质量一般，又受民间私铸铜钱的冲击，导致铜钱不断贬值，让位于白银。
明人陆容一生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五朝，目睹了洪武宝钞衰败的过程。据他记录，幼时曾在民间见过洪武宝钞，此后全不见一文，“今惟官府行之”。陆容也见证了宝钞渐渐退出交易，白银逐渐成为支付货币的时代。
弘治朝之后，宝钞作为货币已没有任何意义。白银作为货币，有其自身优势。相比宝钞，它更能保值，单位价值更高。相比实物、铜钱，白银更耐储藏，更容易携带。白银既适合大宗贸易的支付，小额贸易时也可以分割成碎银，进行支付。弘治朝之后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用银，甚至民间流行的瓦楞鬃帽，“价亦甚廉，有银四五钱，七八钱者”。
白银作为支付货币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万历朝主政的高官，对此都有清晰的认知。徐阶主张停止大量铸钱，其应给钱者，即以银代之。高拱认为，使用货币应听从民便。张居正则主持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各类赋役采用白银折纳。
明初的田赋，延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将田赋分为夏税和秋粮。夏税包括米麦、钱钞、绢三种，秋粮包括米、钱钞、绢三种，以米麦为主，其他为辅。明廷每年各项财政收入，分别为：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钞，四万五千五百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五百匹。此外民众还要承担里甲、均徭、杂役三种劳役。大明王朝的财政，主要来自农业税，这与欧洲截然不同。
欧洲地形支离破碎，难以出现大一统的帝国，中世纪各国彼此竞争，政治形态上呈现多样，商业城市纷纷崛起。各国为了在竞争中胜出，需要稳定的税收，这就要借助商业力量，就需要保护商业，因而限定了任意专断的权力，商业得到发展，国家获得了稳定税收。中国则不然，大一统王朝从农业之中就能获得稳定的税收。商业税的征收成本高昂，也难以测算；与此相反，农业税便于测算，征收成本相对较低。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很难稳定获得商业税，故而推行重农抑商。对商业的限制，减少商人的土地兼并，可以保证生产要素集中于农业，进而保障田赋和徭役。
明代初期，赋税从宋代的货币体系退回到实物体系，整个国家赋税体系日益纷繁复杂，导致弊端丛生。负责图册攒造的里长、粮长，常与誊写图册的书手、算手及督造图册的官吏串通，通过各种手段对图册加以涂改，以隐瞒土地，导致与田地实际情况不符。负责税收征缴的官员，在豪强士绅的利诱之下，减免其税赋，转嫁到平民身上，导致其赋税加重。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实物赋税征收越发困难，需要政府对各地土地、人口进行测算，而现实中很难获得土地、人口的精确数据，瞒报人口、土地乃是普遍现象。嘉靖三十二年冬，经居乡的华察倡议，江苏无锡官员组织了丈量队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查出漏税田十六万多亩，免去额外多征的无田粮七千多石。此后主持测量土地的官员，被无锡地方豪族诬告中饱私囊，均被调离无锡。
明中期之后，整个赋税体系，百弊丛生，已是非改不可。万历九年，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加以改革。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总括一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给诸费，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并为一条，都按田亩征银。
简单而言，一条鞭法即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自从一条鞭法实施以后，田赋的缴纳才以银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从而使户丁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用银纳税，扩大了白银货币的流通。从理想状态上来讲，一条鞭法能降低民众负担，提高政府收入。
一条鞭法设计虽好，可执行中，折银的各个过程均存在弊端。如白银秤兑中，通过银秤上的砝码作弊，可以私吞银两。秤兑之后，在投柜时地方官吏可以作弊。每个环节的作弊，苦了的是一般民众，肥了的是官吏私囊。
“一条鞭法”将赋役合一，立意虽好，但民众此后需要将粮食换成白银，缴纳赋役，于是小农被卷入商品经济之中。“顷来凡遇征输，动辄折收银两。然乡里小民，何由得银？不免临时展转易换，以免逋责。”
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太等六府一州，承担着全国赋税的大头。叶梦珠认为松江府赋税负担全国最高：“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江南地区素来重赋，民众“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大规模“改稻种桑”，以获取经济上的收益，好折银纳赋。作为中国粮仓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区，粮食种植不断下降，又引发了全国性的粮食问题。
一条鞭法促进了白银的使用，但白银主要流通在南方区域。万历二十六年，给事中郝敬指出：“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顾炎武在关中，就看到为了折银而卖妻及子的惨剧：“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
官方将银锭铸造成元宝状，主要是方便码放装鞘运输，而不是流通使用。万历四年，为了防止地方官员侵吞解银，明廷令各省将所解银，铸成五十两一锭，装鞘解运。“每鞘二十锭，每锭五十两，以合一千两。”装鞘时，将一根木头剖成两半，中间掏空，将银锭放入后，用铁片或铜片将木头箍紧。铸造成元宝，既不利于流通，也不便于使用，但官方根本不考虑此点。
在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形制众多，有银锭、银钱、银牌、银豆、银叶、银元等，整体比较混乱。在沿海漳州、泉州等地，已开始使用西方铸造的银元。“其曰番钱者，则银也，来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鸟兽、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万历二十九年，昆山人王临亨在广州观察到贸易的繁荣，也看到了流行的西方银元：“西番银，范如钱形，有细纹在两面。”
白银迅速普及流通，明廷却未掌握铸币权，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白银价格体系，这等于将货币权放给市场。而在同时期的欧洲，银币的铸造权被国家牢牢掌握，有着统一精确的货币制度，能保证银币的质量，降低成本，减少贪腐的机会。相比之下，明廷放弃了国家铸币权，虽各地官方铸造银锭，但只是为了统一送交朝廷银库保管。
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就银锭的秤兑、收柜、辨色、倾煎和装鞘等有一系列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出现各种贪腐现象。赋税银两熔炼中的“火耗”，演变成为官场的一种潜规则。最关键的是，官方铸造银锭是为了库存，而非铸币加以流通，这引发民间普遍效法，整个社会流行窖藏白银，而不是投入流通。
明代上流社会，喜窖藏白银，乃至成为一种陋习。严世蕃大肆纳贿，严嵩未能详知。严世蕃的妻子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藏入其中，三昼夜始填满，尚有无数白银未能藏入。将用土掩埋时，严世蕃心血来潮，云：“此等家财，靠着家翁方才积下，当令一见。”于是遣家奴请严嵩至藏银窖边。严嵩到后，银灿然夺目，延袤颇广，心中很是惊愕，再问银窖深度，左右以一丈对。严嵩掩耳，返身就走，口中嗫嚅：“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至于江南地方，富家大户无不将白银窖藏，以为传家之宝。
除官宦与商贾之家窖藏了相当部分白银之外，每年还有大量白银被输往北镇，被描述为：“白银北流，往而不返。”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二百余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但文人的夸张笔调，并未道出白银北流的真相。
隆庆四年九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出逃，向明廷投降，利用此次契机，双方达成封贡通市。此后边境线安稳了一些年，万历十八年，甘肃发生洮河之变，引发明廷内部争议，认为互市贸易政策失败，中国白银大量北流。有官员认为，草原各部以老弱之马牛，换取中国有用之金银，每年以四十万两计，互市贸易二十年来，已有八百万两流出，对明廷极不划算。九边贸易，初始以纻币，后以银帛，与蒙古各部换马。互市贸易中，草原各部以马换白银，又将相当部分白银用来购买明廷产品，白银又回流入内地，并非一去不回。真正导致白银流失的，是无法填补窟窿的九镇军饷，频繁战争的军事开销，尤其是万历朝三大征等重大战事，导致明廷国库严重匮乏。
整个大明的货币体系，是建立在海外白银源源不断涌入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持续不断地与海外进行贸易，而海外贸易掌握在民间海商手中，在国内的流通又掌握在各类民间机构如钱肆、当铺手中，这等于是由民间掌握了白银的流通，掌握了货币权。当时已有人看到了货币体系的问题，为此忧心忡忡。嘉靖年间，靳学颜认为，朝廷久不铸钱，钱益废而银益独行。朝廷将铸钱之权拱手相让，“钱者，权也；人主操富贵之权，以役使奔走天下，奈何废而不举？”
忧虑尚难预料，欢乐常在眼前，白银的大量输入带来的繁荣，刺激了消费，改变了明中后期的社会生活风潮，一时间奔竞风尘，浮华一世，忘记了存在的忧患。正统朝后期始，奢侈之风兴起，至成化后期越发明显。成化十七年四月，御史官黄杰上疏：“两京及都会之处官员、军民之家，衣服、饮食、器用穷极奢靡，以至婚姻、丧葬越礼僣分。”
官宦富豪们手中有大量的白银，转而开始买田、造园、纳妾，进行各种个人享受，由此带来明中后期江南造园、扬州瘦马、海盐小唱等现象。奢华之时，妓女所着面料以纱罗锦缎，色彩朱以碧红紫，工艺以织金绣彩，款式上异色花样，首饰上金玉宝石。“去船尽是良家女，来船杂坐娼家妇。来船心里愿从良，去船心已随娼去。”白银投入无穷的个人享受中，而不是社会再生产中，这也是私有财产无法得到保护、货币体系不健全之下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