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白银与苏样生活

明中期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环太湖流域兴起了一批以丝织、棉纺为中心的商业小镇。

以丝业为中心的有苏州府吴江县震泽镇，湖州府乌程县南浔镇、乌程县乌镇、归安县菱湖镇、德清县新市镇、崇德县石门镇，嘉兴府桐乡县青镇，杭州府塘栖镇、临平镇。绸业市镇有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秀水县王江径镇，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杭州府海宁县硖石镇。

湖州丝织业兴起，“衣之贵者蚕丝所成，湖州养蚕最为得法，丝绵所产优于天下”。湖州地方上，各省客商云集贸易，四时往来不绝。嘉兴濮院“改土机为纱绸，制造尤工，擅绝海内”。盛泽镇在明初不过是一小村庄，居民五六十家。到了嘉靖年间，丝业得到大发展，形成市镇。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述：“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

丝织之外，棉纺也是江南商业种植物的大宗。松江地方上，“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太仓州“耕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花”。嘉定地方，地形高亢，土脉沙瘠，不宜种谷，民间惟种木棉纺织，易银易粟以供赋税。在松江、嘉定等地，形成了棉纺业集散地。各地商人前来江南贩卖棉布，白银动骤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少亦以万计。

吴伟业描绘了当日江南棉花市场的盛况：“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福州青袜鸟言贾”，描述的是福建一带过来的商人采购棉产品，相当部分用来出口海外。

明代谚语有云：“收不尽魏塘纱，买不尽松江布。”《鸣凤记》云：“松江旧有三般土产，今已无矣。……第一件我松江出得好墨，……第二我松江出得好布，第三我松江出得好绒单。”嘉靖朝时，松江一度还“城多荆榛草莽”；随着经济的发展，到了隆庆、万历朝，城中一片繁荣，生齿日繁，民居稠密。此时城市已显得狭小，出现了扩建新城之议。

江南地区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由此产生了对粮食输入的需求，带动了米业贸易。

江南地区输出丝织品、棉纺品，输入的产品则是生产原料与米粮。朱国祯指出，万历时南直隶、浙江，“米则一岁之收，不足一岁之用，反取给于外江”。“江广各商，冒涉风涛险阻，贩米来苏。”万历末期，湖广禁米外输，导致江南米价暴涨，“斗至一百五六十钱”。

苏州枫桥米市，冠绝天下，从枫桥至阊门之间，十里河岸密布米铺。枫桥米市的斗斛，被公认为计量标准，称“枫斛”。洪武元年，平望设镇，为吴江四镇之一。在明初，平望镇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形成了以粮食贸易为中心的市场。据《吴江县志》载，明初平望，“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自弘治迄今，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

由于贸易发达，江南各地出现了中介机构牙行，联系买卖，依照市价，主持交易，从中抽成。《醒世恒言》中描述：盛泽镇“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牙行种类繁多，根据行业分为丝行、绸行、经行、米行、豆行、桑叶行等，从事各类贸易。

参与江南丝绸贸易的商帮，主要有山西商人、安徽商人、江浙商人、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福建、广东商人除参与国内贸易外，还经营海外丝绸贸易。“明后期的商人资本，二、三十万两的算中贾，五十万两以上的算大贾，最大的有达一百万两的，这就很少了。”

明代中国各类产品行销日本，其中丝织品占据了高端市场，备受追捧。据《见只编》载：“大抵日本所需，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

日本衣饰自成体系，大量进口生丝进行加工，织制上好缎匹。明人记载：“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这番舶初期指葡萄牙人，后来则有西班牙人、荷兰人等。每年葡萄牙人贩卖“铅、白丝、红木、金货等物”，至长崎贩卖，获取暴利。全汉昇认为：“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五十余年间，葡船每年自澳门运往长崎的华丝，少时约为一千五六百担，多时约达三千担。自1636年之后，数量显著减少。”

葡萄牙之外，中国商人在对日贸易中也占据了相当地位。在隆庆开关前，明廷禁止对日贸易。隆庆开关后，仍禁止对日贸易。中国商船出海之后，先远离海洋，再折往日本，从事贸易。至万历年间，朝鲜之战结束，倭寇之乱平定，恰逢日本银矿产量大幅提升，虽明廷有严禁，可中国商船仍然源源不绝，前往日本。如万历三十七年七月，中国商船十艘抵达日本鹿儿岛和坊津，这些船只将载货目录进呈给岛津氏。据船主陈振宇、陈德所呈的目录载，其商船上载有“缎、绫、青紬、素绫、丝紬、帽科、素紬、蓝紬，合计六零三匹，此外还有天鹅绒、毛毡、扣线若干”。被白银所吸引，沿海各地走私船来来往往，不绝于水路。正德、嘉靖以后，江浙沿海“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

除了与日本贸易，由澳门驶向果阿等地的葡萄牙商船，装载最多的货物是生丝和丝织品。葡萄牙人由澳门航海出发，向着全世界进行贸易，贸易物品中以丝绢为大宗。“仅生丝一项，1580年至1590年间，每年运往果阿的生丝约三千担，价值白银二十四万两，利润达三十六万两。1636年的出口量增加到六千担，利润达七十二万两。”

西班牙人也不甘落后，积极介入与中国的丝货贸易。在马尼拉帆船贸易中，中国产丝织品、棉织品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丝织品质地优良，价格便宜，很快就占据了东南亚、美洲市场。1591年，菲律宾总督发现，群岛上居民多着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于是禁止他们穿着中国丝绸及其他衣着原料。从美洲的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乃至流浪汉、混血儿、印第安原住民都穿着中国丝制的华丽衣服。

从事丝业贸易，能带来巨大回报。全汉昇研究之后认为：“在中国每担值银一百两的湖丝，运到吕宋出售，起码得价二倍。除西班牙人外，有时日本商人也到那里搜购湖丝。当大家在市场上争着购买的时候，湖丝价格更急剧上涨，每斤售银五两，则每担五百两。由于国内与吕宋售价的悬殊，把丝货运到吕宋出卖的中国商人，能获得巨额的利润，从而把赚到的银子大量运回本国。”“大体上说，在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经营丝货贸易的净利润，约为投资额百分之一百至百分之三百，其多少要因时间不同而有差异。”

隆庆开关之后，明廷对出海贸易的商船设有定额。初期定为五十艘，万历十七年，增至八十八艘，东西洋各四十四艘。至万历二十五年，增至一百三十七艘。定额分为东西洋，但西洋路途遥远，商船少去，“或贪路近利多，阴贩吕宋”。中国商船装载多为江南所产丝棉织品，运至马尼拉后，分别销往东南亚、美洲。大帆船贸易就是将中国江南所产丝棉织品运出，将美洲所产白银运入的过程。

当荷兰人出现在东亚水域之后，接连打击了老牌海上强国西班牙、葡萄牙，葡萄牙被从日本驱逐，东南亚被荷兰控制。1624年，荷兰人至中国台湾建立中转基地，从东南亚运来香料，从日本运来白银，至中国大陆采购生丝、丝织品，再运往日本及东南亚贸易。而在海外贸易中，江南输出生丝、丝织品，输入白银及香料、木材等，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

到了明中后期，“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繁盛，使社会控制渐渐松弛，有钱之后，及时行乐。江南诸府县，“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

嘉靖、万历以来，常熟一小镇唐市，因商业兴隆，“拥资廿余万者有数十家，故谚有金唐市之名”。万历、天启年间，柏小坡号为唐市首富，筑有园林，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出。唐市的繁荣，涌现了数十家拥资廿余万的巨富，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过长江水道，从事海内外贸易而获得。

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引领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经济的繁荣，白银的流入，使人开始回归自我，开始追求个性。在这波变革的洪流之中，江南士人与富豪们走在前列，大胆地穿着，称为“苏样”，展示着自己的个性，追求个人的欢愉快乐。士人与富豪们建筑园林，购买游船，供养家班，收藏古董，鉴赏书画，进入了五彩缤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