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与江南小镇

明代中后期，江南一批城市、小镇出现了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那么，江南的城市、小镇，为什么不像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北意大利、佛兰德斯诸城市那样，获得了城市的自治权，确立了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诸种特权？

欧洲商业城市的兴起原因，首先在于农业技术的进步。由于在劳动工具上使用了先进的重犁，在耕作制度上采用了共同耕作制和三圃制，在动力上采用了风力和水利，单位亩产量和劳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劳动力被节省，大量剩余劳动力出现，这为商业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必需的人口。

而庄园经济也并不是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还需要与外界发生贸易，采购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用品。庄园主、教士等上层人物，对各类奢侈品也有着极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为商业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市场。有了广阔的市场，又有相当的剩余人口，所需的就是一个合适的地点了。欧洲各个商业城市，大多处于交通要道，或者濒临水路。合适的地理位置也是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

中古西欧的商业城市有着半乡村的面貌，居民并不放弃农耕，城市房舍间也有农田分布。城内的手工业者也在城外放牧耕田。在手工业内部也没有系统的分工，一件产品，常由一人从头到尾完成。城市手工业者从事小商品生产，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家属都参加劳动，通过出卖产品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物品，生产目的是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发财。手工业者常采取限制竞争和保证本地市场的方法，来保证产品的销售，这导致了行会这一手工业者联盟的出现。行会一方面禁止外来的手工业者或者产品进入本地，另一方面严格规定本行业的制造工艺、产品规格、原料的质地、各作坊的人数等，以防止有人上升或者沦落。

如果说行会具有封闭性的话，那么商人则是中世纪欧洲城市面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商人也自己组成商业公会，进行长途贩卖活动。商人渐渐控制了城市生产中的原料购入与商品销售这两个重要环节。商人或者自己投资开作坊，或者将原料交给行会师傅生产，付给加工者一定报酬。随着商人势力的增大，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上层社会，控制市政，并谋取城市的独立政治地位。

封建时期的西欧，权力分散，各个商业城市坐落在封建领地上，国王和封建主都可以根据领主权对城市居民进行剥削。如果城市居民的身份是农奴，还可以要求他们履行农奴义务。城市居民这种低下的地位，不利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商业城市的居民纷纷用金钱向领主购买自由。一些城市居民以赎买手段获取了自由，也有封建领主，特别是恪守教产不得转让原则的封建领主，顽固维护自己对城市的种种权力，这时城市居民就以武力来争取自由。城市居民摆脱农奴身份后，不再给领主负担劳役，而改纳金钱。城市居民每年依照固定数额向封建主纳税，后者则不得随意设置关卡，不得收市场税，不能有专卖权，不得欠债不还。

城市居民获取自由后，一些商业城市开始设立市政府，选举官员，以城市居民组成市议会，成为自治城市。自治城市中，社会问题由市政机构处理，贸易问题则由行会与市议会协商，穷人是教会照料的对象，市议会负责城市的防务和城市物价。城市兼具多种角色：一方面，它是企业，负责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是银行家，从事各类投资；此外，它更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在领主、教会等各个势力之间游走，为城市争取最大利益。

中世纪西欧有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一说，也就是农奴在自治城市里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依照惯例获得自由之身。但即使是自治城市，也不是完全脱离了封建主和国王，城市的司法权仍然不独立，城市也受到教会的影响。

城市作为一个集体，常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骑士，需要为领主服兵役乃至履行系列义务。至王权强大而欲扩张时，自治城市便是王权开刀的对象，城市的自治权被收回。但自治城市并不是国王的对立面，在英法王权强化的过程之中，城市起了积极作用。国王通过给领主土地上的城市颁发特许证书，既削弱了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又获得了城市的支持。城市是文化发达的地方，城市培养的法学家和专业人士，成为国王所依赖的重要人才，此时教士不再是国家文官的唯一来源。

商业城市的出现与兴起，推动了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由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强大，其开始以它的财力购买城市的自治权，并资助国王们的战争与教会的十字军东征。商业城市在从事这种以攫取财富为初始动机的扩张活动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在西欧已沉没千年却又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化。商业城市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市民阶级，市民中的上层分子所占有的财富相当可观。他们操控城市政治，出席等级会议，担任国王的官吏，加入政府。这标志着欧洲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此之前，社会只有两个等级——贵族与教士；在此之后，市民阶级取得了自己的位置。

富裕而又对文化充满兴趣的市民阶级，也为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埋下了种子。“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既是世俗的也是神秘主义的，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两个伟大思想运动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两个运动是：作为世俗精神产物的文艺复兴和宗教神秘主义所导致的宗教改革。”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又推动了航海大发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出现了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

与欧洲相比，中国在嘉靖朝之后，江南经济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商业与手工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农业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内容，哪怕江南亦是如此。管汉晖等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1402年至1626年间基本是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在88左右。即使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认为的，明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16世纪上半期，农业比重也没有下降到80以下。”

明代江南的手工业，是农业的衍生品，仍然从属于农业，而未独立出来形成单独的产业。“收不尽魏塘纱，买不尽松江布”，描述的即是作为农家副产品的江南纱布生产。创造财富的是江南等地的手工业者，通过出口贸易，引入无数白银。可白银流入后，绝大部分被官僚与富豪们用于奢侈品消费，或是窖藏，而不是扩大生产。作为生产者的手工业者能分享部分财富，但主要是在南方，北方白银货币还未普及，部分地区还以实物交换为主。

在遗产分配上，中国采取的是均分制，哪怕是私生子也有资格参与财产继承。财产均分带来的问题是，财产不断被分割，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进一步投资。在欧洲式的长子继承制中，次男以下没有财产继承权，只好到工商业等部门去谋生，如此又带来进一步的职业分化与阶层分化，更便于财产积累，进一步促进商业投资。

在中国也曾经出现“牙行”，但中国的牙行主要功能不是统一生产、提高技术、保护同行，而是四处说合，充当买卖中间人。中国的牙行与牙人，在当时市镇的商品流通中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牙人与牙行隔绝了商人与小生产者、商业资本与生产过程的直接联系，又使商人资本严格地被限制于流通领域，阻碍了商人支配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中国江南各个小镇从来都不是一个集体，也从来都不曾争取过自己的权益。所有的小镇都是依附于明廷的散碎“沙粒”，在明廷的许可之下，从事于各类行业，商人们不时要面对官方的各种刁难，各类禁令。海商之中，也有过如王直、林凤、郑芝龙这样的商业领袖，能聚众数万，呼啸海上。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但却未能影响到明廷的政治决策。海商们的命运，或是被朝廷招安，或是被绞杀，或是远走海外。在大明，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决定着商人们的命运，陆地战略、农业思维主宰着一切，而不是海洋战略、商业思维。

中世纪欧洲商业城市出现的如商人法、市民宪章以及市民免税、商业自由等权利，在明代的江南小镇中根本就不存在。明初，朱元璋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至明中期之后，朝廷不断加征商税，增加商人负担。弘治年间，关税官员以增加税课为能事，常法之外，又巧立名目，肆意搜刮。万历朝后期，皇帝遣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导致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

欧洲商业城市在后世的发展中，更完善了社会纠错机制、救助机制、多利益主体的发声机制等。在明代江南一带，随着经济发展，各类救助机制得到完善，出现了诸如义庄、善堂、养济院等各类民间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但在社会纠错机制、发声机制上，却从没有任何突破。整个社会服务于朝廷，财富服务于权力，乃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