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禅徒手可搏蛟龙
在后世的发展中，泰州学派吸收禅宗“即心即佛”等观点，力倡自由，打破礼法约束，张扬个性，赤手可搏龙蛇。为了贴近世俗，吸引平民，禅宗也适时提出了“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皆是佛法”之说。如此，佛门中的研修经义、严守戒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由于门槛的降低，禅宗的信众越来越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禅宗之中出现了无视戒律、浪荡于世、敢于呵骂佛祖的特立独行者。禅宗与儒家中的另类泰州学派相结合，就产生了狂禅群体。狂禅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统一的思想，泛指反对程朱理学的僵化思维、与世俗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一批人。
僧侣在世俗人的眼中，不外是清净无欲、恬淡自得的形象。如果哪座寺庙出了个鲁智深般的猛和尚，只怕要香火断绝、门庭冷落。可在晚明，却有一批佛教信徒，率性而为，不受世俗拘束，更具侠肝义胆，为天下苍生呼号，每见世上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取其首级。
狂禅僧人达观生性慷慨激烈，与人一言不合，即以老拳相向。他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之处，信众云集。一日，弟子冯梦祯与达观同席，席间有一盘肥美的蟹，冯梦祯抓起便吃，并解释道：“是不宜吃，无奈嘴馋。”达观大怒，拿了大棒就打了下来，“直欲顿断命根”。达观看书看到忠臣自杀，感动得泪流满面，回头见旁边的侍者没哭，便大怒：“当推汝堕崖下。”万历帝为了增加税收，派出太监为矿监税使，至各地敛财。这些太监打着皇帝的旗号，巧取豪夺，盘剥天下，荼毒万民。达观发誓，要以命相搏，请求朝廷取消此税。他北上京师时，汤显祖料定他此行凶多吉少，婉言相劝。达观笑道：“我当日断发时，已如断头。”万历三十一年，达观受京师“续妖书案”牵连而入狱，遭遇酷刑后坐化。
达观、李贽，并称当时狂禅二教主。李贽是提倡狂禅最激烈之人，如黄宗羲云：“李卓吾鼓倡狂禅，学者靡然从风。”李贽是泉州人，其祖上世代从事海上贸易。李贽一世祖林闾于元末到泉州经商。二世祖林驽“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州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模斯等”。三世祖林通保“夙有经营四方志”。三世祖叔林广齐得罪官府，遂改姓为李，迁居南安。四世祖、五世祖仍然从事海上贸易，在琉球、日本做生意。到了李贽祖父时，家道中落，不再经商，但同族仍有经商者。
黑格尔认为，在海上生活的人，性格刚烈，个性好强，酷爱自由。家族长期海上经商的历史，深刻影响着李贽。李贽自小就显示了自由的个性，他自云：“我平生不爱属人管。”他读儒家书却不知何为儒家，他尊孔子却不知孔夫子为何可尊，“所谓矮子观场，虽人说妍，和声而已”。李贽自嘲：“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
李贽晚年云，他四十岁前什么都不信，见道人厌恶，见僧人也厌恶，见道学先生更厌恶。四十岁时，他从友人处接触到王阳明学说，顿时为之倾倒，并结识了泰州学派传人焦竑、耿定理、罗汝芳等人。万历二年，王艮之子王襞到南京讲学，吸引了李贽，李贽遂拜其为师。
中年李贽拜服于泰州学派，后来他又转向禅宗。至万历十六年夏，李贽写好《藏书》，在湖北麻城削发为僧，移居龙潭芝佛院。关于李贽削发，一说因为夏季酷热，头痒难耐。李贽剃发之后，极为痛快，曾以手拂须道：“此物不碍，故得寸耳。”
李贽也曾解释自己削发出家是因为生性自由，“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削发之后，他可以远离官场，远离交际，远离宗族。在当时社会中，头发被看得极为重要，李贽嫌弃头发长了心烦，干脆剃光，自然被人视为异端，要加以远离。李贽哪里在乎别人的看法，云：“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削发之后，李贽以狂禅示人，他饮酒吃肉，时常喝醉行走街市，如同癫僧。他的狂禅精神，在评点《水浒传》时尽情流露。在水浒众好汉中，他最爱的有两人：一是鲁智深，一是李逵。鲁智深的一切行为，在他看来，均符合狂禅精神。鲁智深出家却不肯学坐禅，在他看来是佛；鲁智深在佛殿后随意大小便，在他看来也是佛；鲁智深喝醉酒在禅床上呕吐，在他看来还是佛；鲁智深吃狗肉，打僧侣，在他看来更是佛。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下林冲，说出了“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话语，让他膜拜，惊呼其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鲁智深吃肉喝酒，狂野无拘束，丝毫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可李贽却为他辩护，反问那些质疑的人：“请问，似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
李贽由泰州学派冲杀而出，结合禅宗，自成惊世骇俗一派。他鼓吹工商，“天与以致富之才，又借以致富之势，以强忍之力，赋以趋时之识”。他认为工商业，“此天道也，虽圣人岂能违天乎哉？”他肯定人的欲望，认为自私乃是天性，“趋利避害，人人同心”，“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
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行动，都是出于利己之心。“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不管是从事农业还是读书，都是从私心私欲出发。他提出了让当时士人惊骇的观点，所有读书人出仕，都是为了私欲，哪怕孔子也是如此。“故官人而不私以禄，则虽召之，必不来矣；苟无高爵，则虽劝之，必不至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他狂呼，应肯定好货、好色、勤学、进取、多积金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等欲望，并满足人的欲望，他狂呼“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
李贽憎恶道学先生的矫情虚伪，不顾世人的非议，特立独行。社会上有许多关于他的流言，如说他白日与妓女共浴，夜宿尼姑庵，去青楼嫖娼之类，他毫不在意。李贽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火，去瓦解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挑战孔子，认为孔子并不是不可以质疑，“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则无是非也”。他将登上圣坛的孔子视为普通人，“虽孔子亦庸众人类也”。他批评朱熹，认为有名无实，贻害后世。他质疑儒家经典，认为并不是绝对真理。他指责理学家惺惺作态，“平居不以学术为急，临事又把名教以自持”。
万历二十六年，李贽从北京前往南京。在南京居住期间，李贽曾与利玛窦三次会面。利玛窦记录，焦竑家中有一位有名的和尚，“他七十岁了，熟悉中国的事情，有很多信徒”。这位儒家的叛逆者李贽，特别尊敬利玛窦，二人相谈甚欢。利玛窦记录，李贽认为，“基督之道是唯一真正的生命之道”。李贽认为利玛窦是一个极标致的人，但“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
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第二次由运河前往北京，路过济宁，此时李贽正在此地。利玛窦得知李贽在此后，当即遣人去找李贽，请他帮忙拜会漕运总督刘东星，双方先后会面三次。通过李贽，利玛窦会见了刘东星，得到书信引荐，得以进入北京。与利玛窦交往之后，李贽特意将利玛窦所写的《交友论》抄写多份，分送给弟子。李贽对外来的天主教持开放态度。他认为，道不止一途，执一便是害道。
万历二十八年夏，李贽离开济宁，返回麻城。此番他被麻城官绅指责破坏风俗，僧尼宣淫，不得不躲藏至龙潭芝佛院。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煽动地痞冲入佛院，寻找李贽，不得，放火将佛院焚毁。无奈之下，李贽逃入河南商城黄柏山。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由马经纶将他迎入北通州，加以供养。
李贽认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天下人皆平等，人无不载道。他肯定妇女地位，认为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他高声狂呼，挑战世间的权威，砸向不可侵犯的神圣偶像。他的学说风靡一时，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卫道士惊呼：“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当时士人不读四书五经，而李贽《藏书》《焚书》，人手一册，以为奇货。李贽每至各地讲学，登坛说法，听众云集，摇动大江南北。他被马经纶请至北通州后，燕翼人士，望风礼拜尤甚。
李贽的影响力太大了，他的学说太前卫了，乃至于撼动了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卫道士们对他畏惧有加，东林党人张问达出击，列出李贽罪状，如出书惑乱人心、行为不端勾引妇女、教唆士子不守礼法等，上奏万历帝。万历帝大怒，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由，将他抓捕入狱，所有书籍尽搜烧毁。
让人惊愕的是，迫害李贽致死的，有冯应京、张问达，这都是东林党人的中坚。冯应京的老师，则是著名东林党人邹元标。东林党人虽然主张实学，强调工商皆本，可面对李贽的思想，他们惊悚，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仍然坚守君臣大义，于是以政治手段加以打击。
此时的李贽，已卧病在床，油灯将竭，可英雄之心，却在沸腾。“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已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得知厂卫前来抓捕他之后，他从病榻之上爬起，高呼：“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门板取来，他躺在门板上，对抓捕他的厂卫道：“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在狱中，李贽犹不屈服，作《不是好汉》诗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狱中的李贽，吩咐狱卒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割喉自杀。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裁决未下，为何自刎？”他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夜，李贽去世。李贽死后，汤显祖甚为哀恸，写下《叹卓老》：“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张师绎认为，李贽的自杀，“使后之君子，知夫以语言文字杀天下士者，非徒无益，而反助之名。罗钳世网之烈，其少有悛乎”。
李贽的作品被列为禁书，可士人们仍然争相收藏。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序，盛赞它可以传世、经世、济世、训世、骇世。汤显祖在他的名作《牡丹亭》《南柯梦》中诠释了狂禅精神，主人公为了追求真爱，无视世俗，放纵情欲，“情了为佛”。
李贽所代表的狂禅思潮，是有明一代那些不羁的前行者的思想凝聚。前行者们不满于僵化的主流思想，也不满于传统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他们的叛逆意识如同火山岩浆一样不可遏制地喷发而来。
由泰州学派心性之解放，开启了明代文学的大繁荣。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冯梦龙、屠隆、李渔等人深受泰州学派影响，在诗文、小说、戏曲等领域，写就了一批至情至性的名作。汤显祖少年时就接受心学，十三岁时，随泰州学派罗汝芳学习。罗汝芳鼓吹赤子之心，认为“顺应此心即为善”。罗汝芳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汤显祖，使他一生热爱自由，追求真情。汤显祖认为：“世有情之天下，有法之天下。”为政者以情感化万民、治理天下，就能实现天下太平。汤显祖迸发出创作的激情，完成了一系列不朽名作。《牡丹亭》一出，世人为之疯魔，此剧给予理学以当头一击：人间儿女的刻骨深情，使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
正德朝之后，随着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陆续到来，海外航路的开辟，无数白银涌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货币的流通，既改变了明代人的日常生活，也带来了思潮上的变革。狂禅怒吼咆哮，为世间不公而奔走；泰州学派贴近平民，赤身担当，开启民智。此时的他们，已不在意世俗眼光，勇敢地鞭挞虚伪、保守、腐朽的一切。他们的行为和言语，就像一杆杆标枪，向旧势力发起一次次投刺。他们看似消极、颓废，可内心燃烧着炽热的火焰。达观怒吼赴死，李贽呼唤童心，汤显祖写就至情之作。他们都是以笔为枪的战士，奋不顾身地冲向陈旧势力的堡垒，虽枪断、马翻、血溅、人死，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