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考古学（2）

上面已说过，在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制陶手工业。解放后，我们在好几处都发现了当时的陶窑，研究了它们的结构后，我们对于古代制陶技术有了更多的了解。殷代已有了以高岭土制造的带釉陶器，但烧煅火候不及瓷器高，胎子还没有瓷化。西周时代的带釉陶器已有所改进，近于瓷器。到了三国时，在南方便有青瓷。在江浙一带发现了孙吴时代的青瓷器，还发现了晋代和南北朝时的青瓷窑址。唐宋时代，我国的瓷器更有所改进。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瓷窑址，还发掘了著名的龙泉窑和耀州窑。在前一处有长龙式的烧窑，在后一处还发现了作坊、晾坯场、堆料场等遗迹。我国重大发明之一的瓷器，从唐宋时代起，也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在亚洲沿海的许多地方以及非洲的东北部，都曾发现过我国唐宋时代以及以后的瓷器残片。

商品生产增长后，出现了金属铸币和度量衡工具。解放后，我们发现了许多早期铁器时代的货币和尺子、量器及天平砝码，还在秦咸阳遗址找到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的诏版。隋唐时代，国际贸易繁盛，我们在西安等处发现了当时东罗马的金币和波斯萨珊朝的银币。同贸易有关系的交通运输工具，我们在河南安阳、辉县、湖南长沙、广东广州等地发现了从殷、周至汉代的车子和汉代的木船与陶船的模型，经过研究，搞清楚了它们的构造。这是解放后的重要收获之一。

关于古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单独根据考古资料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面貌，我们主要地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资料来了解它们。解放以来，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的稀疏和遗址内遗物的贫乏、简陋和零散，表明它们的社会结构最初还是原始人群，后来进入了早期氏族社会的阶段。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部落住址的布局和公共墓地的情况，表明他们起初是繁荣的母权氏族组织，后来进入父权氏族社会。至于某一种文化类型在某一时期内是属于母权或是父权氏族社会，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

在青铜器时代，黄河流域的殷、周王国，已是早期奴隶占有制的对抗性社会形势。这时候已有了文字史料，但是仍需要考古史料来加以印证。一九五〇年在安阳武官村发掘了一座殷代晚期的大墓。在墓中和墓外殉葬坑内，发现有三百多人殉葬，有些只见头颅而没有肢体。一九五八年在安阳后冈的一个殉葬坑中发现埋有五十四个人。在郑州、辉县、安阳等一般中型墓中也有殉葬人的。这些人看来是属于当时社会中被统治的阶级—奴隶。西安张家坡的西周中期的墓中还是有用人殉葬的，后来便罕见这种现象了。这可能是奴隶制发达后，奴隶被视为有用的工具而不轻易杀殉了。西周的社会性质，在史学界是有争论的。解放以后西安沣西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西周的生产工具状况和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殷代大体相同。墓葬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战国时代起，墓中埋藏陶俑和木俑，许多是代表服役于主人的家庭奴隶。汉代墓中的明器开始占重要地位，反映等级制度的礼器逐渐减少。这表明当时已由领主封建制转到了地主封建制。南北朝时期的墓中，常有成群的武士俑，可能代表当时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曲。

自青铜时代起，我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显著的不平衡。奴隶占有制的殷代和西周时期，黄河流域中游和下游以外，仍是保持着原始氏族社会组织。这可以由解放以来这些地方所发现的文化遗迹看出来。在西汉时期，铁器已代替铜器，汉王朝直接统治下的郡县已产生了封建社会形态。但在解放后从云南晋宁石寨山所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显示当时该地仍是青铜文化下的奴隶主占有制。这里发现的大量铜器中，有许多是表示奴隶从事生产的铜人像。汉代的边缘地带，如现今的吉林、黑龙江、海南岛等地的属于汉代的文化遗址及出土物，还保持着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可见这些地区的居民在那时仍然生活在原始氏族社会。

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产生后，统治阶级为了剥削和奴役与它相对立的阶级，国家便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产生出来了。根据传说的资料，我国的国家产生的时代似乎是在夏朝初。可以与文字史料相印证的最早的考古资料，在解放以前仅有殷代晚期的安阳殷墟。解放以后，我们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新发现。一九五二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为早的文化遗存。这个时期已有了小件的青铜器，陶器中有后来殷代晚期墓葬中所常见的觚、爵的祖型。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存是属于夏文化，还是属于商代先公先王的商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我国的国家起源和夏代文化问题，虽已有了一些线索，但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才能得到解决。

在原始氏族社会的晚期，物质财富增加了。为了防御的需要，部落或部落的中心地，常以壕沟或城墙围绕着，或兼而有之。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居住区的周围便有深沟。到了对抗性的阶级社会中，防御的需要更为增加，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府，更经常筑城和挖沟。城市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常常是经济中心或文化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大城市兴起。如齐的临淄、燕的下都、赵的邯郸、郑和韩的新郑、楚的纪南城，都围绕有夯土城墙，现今仍有一部分保存着。解放后曾进行调查，并加以保护。在山西侯马发现了东周古城，曾作过几次发掘，有了重要的收获。这可能是晋的新田，它在战国时仍是一个繁盛的都市；遗迹有城墙、壕沟、土台建筑址和许多手工业作坊。秦的咸阳城也开始发掘。至于汉、唐的长安城，更是解放后考古发掘的重点。我们已发掘到古长安的城门、宫殿、街道、市场等遗迹。汉、唐的洛阳城，也已开始钻探。这些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将使我们不仅知道当时都市的布局和建筑技术，而且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也会有更深的了解。

关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如艺术、宗教等，考古研究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解放以后的考古工作，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收获。上面提到，对于没有文字史料的人类社会的研究和了解，考古资料显然起着主要作用。至于古代造型艺术的研究，即使在有文字史料的时候，也是主要地依靠实物史料。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彩绘陶器，它的艺术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解放以后，累积的材料增多了，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它的花纹结构的匠心和它演化的过程。安阳、西安等处出土殷周时代的青铜器和玉器，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漆器，望都与辽阳的汉墓壁画，四川的汉画像砖，沂南和安丘的画像石，新疆的汉唐织锦，曲阳和成都的佛教石刻造像，炳灵寺等新发现的石窟寺中的造像和壁画，战国及以后各地的铜镜和陶俑，六朝的越窑和唐宋的白瓷、青瓷，晋宁石寨山的铜器等，这些在解放后所发现的重要艺术品，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珍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至于一般的艺术品，更是数以万计。因为它们是考古工作中的发现，不仅不会羼有假古董，而且由于出土物的共存关系，多数是可以精确地断定年代的。有了这一批有确定年代的标本作为准绳，对于我国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点和每一时代如何继承及发展前一时代的艺术传统等问题的研究，都有了可靠的基础。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家协作，共同研究这些材料，对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一定会做出重要的贡献。而画像石、壁画、陶俑、木制或陶制模型等，又为建筑、音乐、戏曲、舞蹈等方面的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