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考古学（3）
在宗教信仰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在我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当时埋葬死者还随葬着生活用具和饮料食物，以便他们死后仍可享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且的发现，表明当时有生殖器崇拜的习俗。至于彩陶上所绘的各种动物花纹是否代表图腾崇拜或仅是美术装饰，在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占卜术，我们在各地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到了殷商时代，占卜术更为盛行，政府中有专职的贞人，卜骨或卜甲上还刻有文字。周代占卜术衰落，但仍有少数占卜的甲骨出土。战国时代楚墓中的“镇墓兽”和漆器花纹上的怪兽，是楚人“信巫鬼”的表现。东汉晚年墓中有的朱书“镇墓罐”，南朝墓中的堆塑人兽的“魂魄瓶”，南北朝时开始出现的墓中买地券等，都和当时的道教信仰有关。汉代长安城南郊发掘到的礼制建筑遗址十多处，也是和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发现。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的建筑遗址、造像和壁画等实物史料，都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由野蛮时期转入文明时期的标志。解放以后，我们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殷墟稍早的卜骨上的文字，但仍属于殷代甲骨文字的系统。殷周有铭文的铜器也发现很多，有些替我们增添了很重要的文字史料。长沙和信阳两处所掘出的四批竹简，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简册。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和整治竹简的刀削等。一九五九年，武威汉墓中出土了竹木简四百八十根，主要的是七篇“仪礼”。它是第一次发现的西汉成册成部的经书写本，对于汉代书册制度和汉代经学的研究，都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属于少数民族方面的，有四川出土的战国至汉初铜器上现仍未能通读的巴蜀文字，有新疆出土的古代佉卢文的木简和古维吾尔文的木简和写本。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许多民族都有它们的族源问题和它们的发展的历史面貌问题。考古研究可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巨大的作用。就汉族的形成问题而言，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原的华夏族与黄河下游的东夷族相融合，但是和长江流域的巴、蜀、楚、吴、越等族的文化还是不同。这种不同也表现在考古发掘所得的物质文化遗存中。经过了周代的八百余年，这些长江流域汉语系统的诸民族逐渐消失它们的特征，构成汉族的一部分，不复能分辨开来。到了汉代，汉族的形成过程更推进了一步，汉族的构成部分更包括长江以南地区的闽、粤等族人民。就出土的考古材料来看，可以了解汉族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形成过程的，但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各兄弟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文字史料，大多数是残缺不全的，这便需要考古资料来补充。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种尚在分化形成中，还谈不上民族区分。至于新石器时代，我们在兄弟民族地区，解放后曾发现过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为研究他们古代原始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汉族有了文字记载后，各朝代都有关于兄弟民族的叙述，可以与考古材料互相印证。解放后在吉林、长春地区发现的古青铜器文化，可能是周代肃慎族的遗存。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内蒙古东北部札赉诺尔和北部集宁市二蓝虎沟等处，解放后都发现了西汉时代墓群，出土的有透雕的野兽花纹铜牌饰等，当为匈奴族的遗物。也有人认为，西岔沟的文物和内蒙古的一般匈奴文物有些不同，地区也偏东，应该属于东胡的乌桓族。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南部发现一些青铜短剑墓，时代较早，属于东周。对它们的族属，有匈奴和东胡两种不同的看法。吉林辑安、辽宁桓仁等处的高句丽墓，吉林敦化的唐代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和东北及内蒙古的契丹族辽墓，因为有墓志为证，可以确定无疑。内蒙古土默特旗美岱村的两座北魏墓，当属于鲜卑族。元代蒙古族的遗址，有上都遗址，解放后曾加以调查，内蒙古宁城的辽代中京大名城，也曾发现元代文物。对于新疆各处古城、古居住址和寺庙，曾做过几次的调查工作。在和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处，还做了一些发掘工作，所发掘出来的遗物属于汉、唐时代。在北疆昭苏一带所发掘的土堆墓，可能是属于中世纪的突厥族。对青海的古迹也做了一些调查和发掘，早期的当属周、汉的羌族。西藏地区于一九五九年也做过文物调查工作。西南地区，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就服装及发髻的样式看来，除了占统治地位的“滇族”以外，还有他们统属下的好几个不同民族，有的或者便是《史记》中所提到的“嶲”“昆明”“靡莫”等族。在云南还发掘过南诏国的遗址和大理国的古墓。在广西的宁明县花山等处发现的古代崖画，是属于古代僮族的创作，年代可能早到唐代或宋代。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丰富多彩，描绘出从前几乎完全不知道的古代滇族社会的图景。
我们知道，各兄弟民族在祖国的历史上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应该重视兄弟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对于以上列举的一些实物史料，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古代有许多住在边远区的少数民族的名称，到后来消失不见了。这些古代的少数民族和现今该地的兄弟民族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了解现在兄弟民族的形成过程，将有很大的帮助。
解放以来，由于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考古资料来解决从前单凭文字史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些过去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导下，有些问题经过讨论得到了解决，有些问题仍在继续争论中。我们要不断地改进考古研究方法，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打好理论基础。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和运用文字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解决考古学上的问题。现在已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建立一个实验室，由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古代人类骨骼，化学家来分析古物的成分和制造过程，原子物理学家来充分运用同位素碳—14去推断古物年代。有些工作已取得一些成果，有些工作正在开始着手。这说明利用最新的考古研究方法，会给考古学研究带来更重要的新成果。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考古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得非常起劲和顺利，并已有了重大的收获，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今后需要继续努力，累积资料，深入研究，以便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