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铁手工业的兴盛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工具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提法：生产工具和掌握生产工具以及有着一定生产技能的人相结合，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每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都会促进生产力的迅猛发展。

早在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开始使用石制工具。从粗糙的打制石器到精细的磨制石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砥砺。到了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陶器。到了夏代，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到了距今大约三千年的春秋时代，我国进入铁器时代。

世界各国的铁器锻造一般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陨铁锻造铁器时期，第二阶段才是人工冶铁锻造铁器时期，我国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使用陨铁锻造铁器比我国要早。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东部地区，有大约五千年前的陨铁制品被发现，相当于我国的五帝时代，而我国最早的陨铁制品大约出现在商代中后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藳城区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铁刃铜钺，全钺残长11.1厘米，宽8.5厘米，残存刃部包入铜内约1厘米，已全部氧化。在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村商代晚期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全钺残长为8.4厘米，钺身呈长方形，铁刃嵌入钺身约1厘米。此外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等地都发现有若干属于商代的铁兵器，都用天然陨铁制成。这样看来，在商代中晚期，我国民众已懂得用陨铁制作铁制工具。

那么，我国是从何时开始人工冶铁的呢？虽然至今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总体的意见是：最早在西周时期，最晚到春秋时期，冶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业。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提出：“铁的发现，大约是在商代；到西周时期，已成为习见的事物了。”范文澜先生认为，铁的另一种写法是“銕”，也是铁字的古体字。由此可以推断，铁是由东方夷人最早发明冶炼的，时间当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中国古籍《尚书》中早就出现了“铁”字，但那时是否有铁的存在无法证实。比较确切的铸铁事件记载在《左传》中。《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述了晋国铸刑鼎之事。这段文字特别重要，原文引述如下：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这里总共只有三十一个文字，所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从时间上看，此事发生在鲁昭公二十九年冬天，属于春秋时代的晚期。地点是在晋国的汝河边上。事情是这样的：晋国的执政赵鞅和三军统帅荀寅正带领大军在汝河边上筑城，两位晋国的权威人物觉得为了提高国家的威望，应当铸法典于鼎。于是，他们马上在汝河边上做了动员，让那里的百姓上交一些自己拥有的铁器，就算作是军赋吧！不多时日，二人就收到了“一鼓铁”。“鼓”是晋国的一种计量单位，一鼓相当于四百八十斤重，合十二斛。于是，赵鞅马上让人在汝河边上开工，不多日在汝河之滨铸起了一个大铁鼎，并将范宣子所著刑书一并铸在鼎上。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那么严寒的冬天，在汝河边上要搜集起那么多的铁，而且要立马冶铸成有刑书的鼎，一方面说明铁的运用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另一方面说明冶铁的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和普遍，要不是那里原本就有铸铁工场，怎么可能说铸鼎就铸鼎了呢？

冶铁业也不是说兴盛就兴盛起来的，它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的基础上的。著名学者杨宽先生指出：“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是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了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可以说，没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炼业，就不可能产生日后高度发达的冶铁业。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到战国时代中国才进入铁器时代。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达百余处铁工具、铁农具和冶铁工厂的出土，证明大致上在春秋时期我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从发掘资料可见，春秋早、中、晚期都有铁器出土，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发展的势头。湖北的铜绿山古矿是春秋晚期冶铜业和冶铁业相当发达的明证。

这种青铜冶铸技术和铁的冶铸技术的传承和嫁接，在春秋时期的一些冶金遗址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鄂东丘陵地带，东距湖北大冶市三公里处，有一座铜绿山。这里北、东两面紧靠大冶湖，水运和陆运都十分方便，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距今约两千五百年的春秋末、战国初的矿冶遗址。这里有着超乎寻常的高级的冶铜设施和技术，又有着令人振奋的冶铁设施和技术，二者简直是二位一体的。这就有力地印证了杨宽先生的冶铁和冶铜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的说法。

铜绿山遗址的冶矿技术是非常先进的。首先是矿井的结构十分合理。采矿时一般先挖一竖井，竖井挖到一定深度后，只要遇到值得开采的矿位，便向旁侧开挖平巷和带有一定斜度的斜巷，在富矿区平巷多至三层，上下层之间有盲井相通。为防止井巷岩石塌落，工匠们采用了直径5～10厘米的粗大圆木对井壁进行支护。这对采矿者的人身安全是极大的保护。

铜绿山遗址采矿区的通风条件不差。在矿区虽然还没有发现机械通风设备，但是有依靠井口高低不同产生的气压差所形成的自然风来解决井内的空气流通的办法。井内的盲道和巷道，也促使新鲜空气能顺利流向采矿方向。

铜绿山遗址十分注意矿井的排水和照明。在矿井内除设置了大量的木制水槽外，还特意开凿水道，把矿井下的水引入储水坑，再用水桶把水提出地面。在矿井中还发现了大量一头燃烧过的竹签，那是矿井内照明用的。矿工把竹签编成火把，带入井巷里，可以燃烧很长一段时间。

在铜绿山东北坡发现了冶炼遗址，有冶炼炉九座。冶炼炉高约1.5米，炉的结构、形状大致相同。有炉基、炉缸和工作台。炉基用沙石、黏土等夯筑而成。炉缸用高岭土等耐火材料筑成，炉身虽已坍塌，但高炉的形状大致依稀可见。工作台用黏土、矿石垒筑在炉旁，略高于炉基。炉旁有大量的矿石和作为燃料用的木炭，炼炉的附近还有大量的辅助物品。矿区相当大，遗存的炉渣估计在四十万吨以上，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由此可推知当年这一冶矿工场规模之大，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冶”是有道理的。

这里是铜冶矿区。在现存的大量铜质炼渣中，残留的铜仅为0.7，可见冶铜技术之高明。在3号炉西侧出土的一块粗铜的含铜量达到93，在大冶湖边出土的铜锭有十一个，每个重约1.5公斤，含铜量为91.86，这对数千年前的冶铜术来说，简直是一个令人难解的奇迹。

这里也是铁冶炼区。用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设备，我们春秋时代的先祖冶炼出了优质的铁。在这里的矿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品，有铁耙、铁锤、铁钻、铁斧、铁锄等。其中有两把大铁锤特别引人注目。大铁锤呈椭圆形，长达13.7厘米，直径8.5～10.5厘米，均重6公斤，相当于后世的12磅大锤。在一个基本生产铜的冶铸矿区，生产出如此多、如此美质的铁器来，正好证明了杨宽先生的论断。

铸铜冶炼和铸铁冶炼之间有着深刻的传承关系，已如上述。但是，它们之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关键是冶炼铁的时候温度得有较大的提高。杨宽先生在上述的同一本书中说：“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种所谓的“独创道路”，主要指在由冶铜技术向冶铁技术转换过程中，大大改进了冶炼的鼓风设备。一旦鼓风设备改进了，炉温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冶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春秋时期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在当时称为“橐”，一般由牛皮制成，在民间俗称为“风箱”。大皮囊上有个把手，冶铁工手握把手来回鼓动，就会把大量的空气压进炼炉的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的木炭充分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达到熔炼铁矿石的目的。随着冶铁业的发展，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种鼓风用的“橐”。连大思想家老子也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哲学家、思想家的思维总是特别活跃的，老子把天地间空气的流通比喻成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橐”在那里鼓动，真是有趣。

战争是把双刃剑。春秋时代战事频繁，造成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惨象，同时战争又是冶铁业发展的一种动力。春秋时代真正进入了“金戈铁马”的时代。“金戈”指的是铜制的各类武器，看一看楚墓中发掘出来的“越王勾践剑”，便知当时的青铜武器有多犀利。“铁马”指的是配备上铁制马鞍和打上铁马掌的军马。

战争中的某些战略战术甚至也可以成为促进铁器时代到来的一个因素。有学者指出，冶铁中用的所谓“橐”，最初是用在军事上的。《墨子》一书的《备城门》《备突》《备穴》中都有用“橐”作为地道战法的记载。在《备城门》一文中说道，敌人如果以填塞城壕的方式进攻的话，我方就可以用火攻来阻止对方的进攻：在墙内外焚烧大量木柴，鼓动风箱，把烟火吹向对方。如果力量不够，可以用多个风箱一起吹风，产生强对流，使敌方受害。凡是敌人从地下掘地洞向城里进攻的，守备一方可以用反挖地道对付。在接近对方的地道时，守备方可以乘敌方不备挖一小道通向敌方地道，烧起炉灶，再用“橐”鼓起大风，把烟火吹送进敌方的地道。这样一来，敌方的地道不但不起作用，而且反受其害。春秋时当政的都是军人，他们会把战争中的某些战略战术用于生产事业，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的。“橐”由军用渐渐向民用方向的转移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橐”不只用于冶铁业，还广泛用于其他生产与生活领域，后来许多人家是用“橐”来鼓风烧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