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耕”走向牛耕
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章句》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铁耕”。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当时著名的农学家许行在与儒家学派的学子陈相交谈中，提出每个人都应该亲自“耕而食”的主张，孟子从陈相那里听到这一主张后，表示不能同意，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不必人人耕食，通过“与百工交易”获取粮食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看来，孟子的话是有道理的，许行的人人“耕而食”的主张有些偏颇。在与陈相的交谈中，孟子突然发问：“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笑笑回答：“然。”
在不经意间，孟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名词：铁耕。何谓“铁耕”？虽然史书上用得不多，但孟子能懂，儒者陈相能懂，许行本人也能懂，历代的学者也能懂。“铁耕”是相对于刀耕火种的“刀耕”而言的。所谓“铁耕”就是用装上铁铧犁的农具进行耕作，当然也可泛指铁农具。而所谓的“刀耕”，原先的意思是用石刀来耕作，泛指落后的耕作农具。可以说，真正的铁器时代不在于铁的冶炼有多发达，而在于它是否用于生产、生活领域。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铁器时代的到来必须与“铁耕”联结在一起。
孟子是战国早期到中期人，他所说的“铁耕”究竟起始于何时呢？在我看来，应是起始于春秋时期。
有一段文献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次，齐桓公问管仲：“我现在所有的政令中都谈到了军需问题，可是，齐国的军队要军粮没军粮，要军备没军备，那可怎么办呀？”管仲想了一下说：“办法还是有的。比如减轻对犯罪者的惩罚而改用赎罪的方法，就是一个好办法。那些犯重罪的人，可以用一张犀牛皮和一支戟来赎罪。那些犯轻一点儿的罪的人，可以用一面盾和一支戟来赎罪。那些犯一点儿小罪过的，可以交纳一点儿罚金。这样一来，对军队也不无小补吧！”齐桓公说：“这样做的确对军队不无小补，事实上也说得过去，但我总觉得那样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管仲认真问了一句：“您是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齐桓公点点头，回答：“是的。”管仲胸有成竹、一字一顿地说：“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听我两句话。”齐桓公有点儿迫不及待了，催他：“哪两句话？你说，你说。”管仲说：
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国语·齐语》）
齐桓公听了这两句话，顿时省悟了，说：“对了，对了！你是要我发展冶铜业，用之于军工生产，以斩杀活物。更重要的是，你要我发展冶铁业，制造更多的铁制农具，以向土地索取更多的食粮。”后来齐桓公真的这样做了，也达到了其国富民强、称霸天下的目的。所谓的“一匡天下”，就是用齐国的“美金恶金论”来振兴齐国。事实上，在齐国的带动下，春秋列国大多走了齐国这条发展之路。
众多的地下发掘，证明春秋时期不只是冶铁业大发展的时期，还是用冶铁来大量生产铁农具的时期，实现了后来孟子说的“铁耕”。
上文说过，在铜绿山古矿区，发现的铁器差不多都是铁农具，如铁耙、铁钻、铁锤、铁斧、铁锄，等等。这些铁农具的品质是极为优秀的，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些铁农具基本没有锈蚀。
在河北兴隆燕地出土的春秋期冶铁遗址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铁斧、铁锄以及其他铁农具。
在江苏武进，发现了属于春秋时期的铁镰以及其他一些零星的铁农具。
更有意思的是，在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这样广阔的地域内，都发现了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铁犁铧，而且这些铁犁铧不少有着几经使用的痕迹，这更加有力地说明了，春秋时期或者说是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孟子说的那个“铁耕”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这对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与“铁耕”相伴而行的，当是“牛耕时代”的到来。有铁耕不等于说就有牛耕。文献显示，在出现铁耕后一段时间内，实施过“耦耕”这样一种耕作形式，也就是由两个人拉着装有铜质或铁质犁铧的犁进行耕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才“聪明地”利用力大无比的牛来拉犁，进入了牛耕时代。
牛进入中国人民的视野并成为家畜，应该说是很早的事。饲养的家牛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肉食阶段。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除存在大量黄牛的遗骸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水牛遗骸。南方地区以水牛遗骸为多，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十六副水牛遗骸。此时养牛的目的大约主要是为了肉食。人口一点点增加，粮食的增幅相对比较慢，可以提供大量肉食的牛正好可以补食品之不足。第二阶段是祭祀阶段。由于牛对人们有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受到王室和贵族的器重，牛渐次被神圣化，从而成为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品。“牺牲”二字，都以“牛”为偏旁，说明在祭祖或祭神时，牛是主要的祭品。在殷墟发现的约十五万片有文字的甲骨中，大约有一半刻在龟甲上，另有一半刻在牛的肩胛骨上，可见在时人的眼中，牛是与龟一样的神物。再到后来，才有了牛耕。甲骨文中的“犁”字，字形为牛牵动犁头启土，这说明在商代后期已开始有牛耕这种现象，当然那时还不普遍。学者们认定是春秋的中晚期，牛才广泛地进入了田耕领域。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作为春秋时实行牛耕的佐证呢？答案是肯定的。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出土的一只牛尊，专家考证那是春秋后期晋国的作品。牛的鼻子上已穿有鼻环。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当时的牛已经走出单纯的肉食和祭祀的范围，成为供人役使的耕牛了。
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的斗争中败北之后，逃到了齐国。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不再感兴趣，他们就让子孙变为农民，“令其子孙将耕于齐”，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认为这正如“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一样。（《国语·晋语》）这一比方实在好得很，说明在春秋中晚期，在列国中确有将原先的“宗庙之牺”变为犁耕的“畎亩之勤”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当然，是否是普遍现象，一时还说不清楚。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仲弓，他的父亲出身低微，人家因此连带看不起仲弓。孔子站出来为学生说话，他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耕牛生的小牛，如果毛色纯赤、头角端正，那么即使人们不愿用它来当牺牲，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这里明确地告诉人们，在春秋之时牛有两种用处，最优秀的充当牺牲用，一般的当“犁牛”。从孔子这段文字的语气看，“犁牛”这个概念已经很大众化了。
孔子还有一些学生是直接以“牛”命名的，而且还把“牛”与“耕”联结在了一起。其中一个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另一个学生，“姓冉名耕，字伯牛”。这两个名字，直截了当地告诉后人，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牛主要的功能已经是耕地了。说来有趣，就是这位冉耕，后来被尊奉为“牛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有自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庙，画牛百于壁，而牛王居其中间。牛王为何人？乃冉伯牛也。呜呼，冉伯牛乃牛王！”这一故事虽来自民间，但也可以从中窥见人们对牛耕这种进步的社会现象是十分认同和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