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风波
虽然早在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便举行了自唐朝天祐以来近百年未曾举行过的立储大典，正式册立三子元侃为皇太子，并为其更名“恒”，解决了困扰宋太宗多年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但宋太宗在至道三年三月的猝然离世，仍然给了一些野心家觊觎权力的机会。宋太宗生前最为宠信的内侍王继恩，因为在拥立赵恒为太子的过程中并未出力，担心宋真宗即位后会疏远自己，从而动摇自己现有的权力地位，便萌发了利用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这一微妙的政权交替时间另外拥立新皇的想法。于是，王继恩勾结宋太宗的李皇后和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试图改立宋太宗长子、已经被废黜多年闲居在家的赵元佐为皇帝，这样自己就能以拥立之功继续在新皇帝手下邀功得宠。此事看起来既胆大妄为又极具风险，但王继恩毫不顾忌，因为在拥立皇帝这件事情上他并非毫无经验，甚至可以说是个“老手”——当年宋太祖驾崩时，宋皇后派他召宋太祖的次子赵德芳入宫继承皇位，王继恩却见风使舵，断然违背宋皇后的旨意，将赵光义直接引入大内，顺利继承大统。宋太宗登基后，王继恩深受宠信与重用。此番他决定故伎重施，再做一次“定策国老”。
可惜这次王继恩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的阴谋被外表看起来老实平庸但实则精明老练的宰相吕端识破。当李皇后派遣王继恩宣召吕端前去讨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时，吕端马上嗅出了阴谋的味道。他迅速判断出宫内正在酝酿一场针对太子赵恒储位的可怕阴谋。吕端当机立断，谎称宋太宗之前曾经赐下诏书，专门申明皇位继承之事，此诏书放在宰相处理政务所在的中书门下书阁内。他又以年老体衰为名，恳请王继恩替自己去书阁内寻找这份诏书。
王继恩根本就没有怀疑吕端的真实意图，他一边嘲笑吕端年老体衰，觉得这个宰相实在太过平庸无能，在心里高兴地规划着下一步计划；一边毫无戒心地踏入书阁，去寻找这份事实上根本并不存在的诏书。看到王继恩顺利落入自己的圈套，前一分钟还“衰老不堪”的吕端立刻换了一副精明老练的模样。王继恩前脚踏入书阁，他后脚就干净利落地锁上了书阁的门，并命令手下人严守书阁，没有自己的命令，坚决不能放王继恩出来。王继恩在听到身后房门被锁上的那一刻，终于明白过来自己着了吕端这个扮猪吃老虎的家伙的道儿了。他拼命叫喊让人打开房门，可惜不管他是咒骂还是威胁，书阁的门始终被人看得死死的，他根本没法出去。此时，他只能寄希望于后宫的李皇后能够压制住吕端。
吕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刻在上朝所用的笏板上写下“大渐”两个字，派遣身边最为亲信的人火速赶往东宫，催促赵恒进宫，而他本人则身着官服，立即入宫面见李皇后。李皇后发现只有吕端一人前来，心里有些奇怪，但她仍然按照之前的计划对吕端说：“官家现在已经驾崩，长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之事。您身为宰相，看眼前这事该如何是好？”吕端明白了李皇后的意思，她是打算让赵元佐来代替太子赵恒继位。吕端义正词严地反驳道：“先帝册立皇太子，就是为了应对今天这种情况。如今大行皇帝刚刚辞世，尸骨未寒，我们怎么能够有不同的看法？”李皇后无子，无论继位者是赵元佐还是赵恒，对她来说差别并不大，当然如果拥立本来并非太子的赵元佐成功继位，事后肯定会收获赵元佐更多的谢意。李皇后原本对于易储的态度并不强硬，看到吕端毫不退缩，她也变得犹豫起来，再加上身边没有了王继恩的帮衬，李皇后顿时哑口无言。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之时，接到吕端消息的赵恒匆忙赶到大内。吕端一见到赵恒，立即催促其举行登基仪式。经过一番简单的仪式，赵恒正式端坐于御座上，在悬垂的御帘后接受百官的朝拜。在百官正式行君臣参拜大礼前，细心的吕端担心在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刻对手会李代桃僵，他手捧笏板不肯下拜，请求先将御帘卷起来再行君臣之礼参拜。御帘被卷起来了，吕端还是不放心，干脆直接走到近前，仔细看清楚御座上端坐之人确实是赵恒本人后，才退回朝班，恭敬地率领文武百官山呼万岁，行君臣之礼。礼毕，参知政事温仲舒宣布宋太宗遗诏，赵恒在宋太宗的灵柩前即位，同时昭告天下，宋朝正式开启了宋真宗时代。
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空前高涨，不仅干预朝政，甚至直接操纵皇帝的废立。宋太祖、宋太宗鉴于唐朝宦官之祸，对内侍的管理比较严格，但他们不信任在外统军的武将，因此又起用宦官以监视地方武人。宋太宗时，朝廷设立走马承受公事一职，名义上是随军承受奏报文书，实则作为皇帝耳目，负责监督当地将帅、州郡不法等事。该职一般以内侍充任，他们借机便作威作福。正是在皇帝的纵容下，像王继恩这样权势熏天的高级内侍，不仅在宋太宗继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还试图干预宋真宗的继位。不过此时的北宋已不像唐朝后期，文官集团已经初步形成，再加上当时的宰相吕端为人颇有智谋，所以王继恩企图干预皇位继承之事自然遭遇失败。
对宋真宗来说，登基伊始，残酷的政治斗争便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的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稳定的王朝，还有很多问题等待他去处理。
从太子变成皇帝后，宋真宗面临着一个身份转换的问题：之前他是宋太宗眼中的乖儿子，事事听话，为人谦退；在大臣们眼中，他是位低调和气的太子，与东宫的臣僚们平等相处，以师礼对待宾客，遇事多咨询请教。如今，昔日为人低调甚至有些谦卑的太子一朝天下在手，变成高高在上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此君臣之间再无昔日那种相对平等亲密的关系，无论是对宋真宗本人还是对从前的朝廷大臣们来说，都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继承皇位的宋真宗急于摆脱自己昔日在臣僚眼中唯唯诺诺的形象，想要告诉他们自己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权威不容冒犯。他很快便抓住了机会。工部侍郎郭贽不愿意离开京城到外地任职，向宋真宗求情。宋真宗假意询问宰辅们：“郭贽不想到外地任职，此事该如何处理？”宰辅们不清楚新皇帝的意图，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最近也有这样的先例。”很明显，宰辅们认为郭贽是否去外地任职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于皇帝，宋真宗可依先例答应郭贽的请求。但宋真宗严肃地说：“朕刚即位，命令郭贽去治理大的藩镇，但他不愿意去。如此，朕以后如何调遣他人！”见皇帝态度如此坚决，郭贽只好不情不愿地乖乖赴任去了。
宋真宗通过这件事情，明明白白地告诉大臣们：自己现在已经是一言九鼎的皇帝了，自己的话就是圣旨，不容商议，大臣们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虽然立了威，但宋真宗也不想表现出一副刚愎自用的样子，他很快令御史台诏告内外文武大臣们，鼓励他们对国事积极进言献策：“自今人君有过，时政或亏，军事臧否，民间利害，并许直言极谏，抗疏以闻。”
在展现了皇帝尊严和虚心纳谏的两副面孔后，宋真宗不得不面对自己缺乏治理国家经验的软肋。在太子之位上，他只需要根据宋太宗的要求循规蹈矩地执行便可。担任开封府尹时，虽然名义上是开封府的最高长官，实际上全凭经验丰富的判官等僚属替他出谋划策，打理一切。如今那个意志坚定、给他规划好一切的父皇已经不在了，他现在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主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揣测圣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他人的生死荣辱，所以他的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宋真宗想像宋太宗那样运筹帷幄、乾纲独断，但稚嫩的他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内心充满了惶恐、焦虑，担心自己做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了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方法，任用一些有能力又信得过的大臣来辅佐自己，倚重他们，信任他们，他们则尽心竭力地为他分忧，君臣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来共同治理国家。只不过这一次，挑选宰辅的重任落到了宋真宗自己肩上，他试着从前朝元老重臣开始，慢慢过渡到潜邸旧臣，以及既可以信赖又有能力的朝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