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箭难防

王钦若虽然离开了二府，但宋真宗仍然对其念念不忘，时常召见。有时候宋真宗单独召王钦若夜间对饮，二人谈笑风生，君臣相处得十分愉快。明明自己深得圣宠，却被冷落在最高权力范围之外，权力欲极强的王钦若内心自然不会甘于仅编纂《册府元龟》这样的“冷”差事。他看到寇準得宠，心里十分嫉妒，而寇準对他的倾轧更让他恨得咬牙切齿。为了能取寇準而代之，王钦若开始寻找机会中伤寇準，有如毒蛇一般，积极而动且务求一击而中。不得不说王钦若确实是个善于揣测人心、玩弄心理战术的高手，他很快就找到了宋真宗的弱点。

一天退朝时，宋真宗目送寇準离去，王钦若见四下无人，便开始进谗言道：“陛下如此敬畏寇準，是认为寇準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签订，对国家有莫大的功劳吗？”宋真宗虽然觉得王钦若的问题很奇怪，也没有多考虑，直接回答说：“是的。”而这正中王钦若下怀。王钦若接着故意说：“想不到陛下竟然如此看待澶渊之盟。此役是因为陛下亲征才能最终达成双方和议。陛下不以为耻，反认为寇準对社稷有功，臣实在想不通。”听了王钦若的话，宋真宗感觉很吃惊，赶紧问他为何这样认为。

王钦若见宋真宗已经起了疑心，便趁热打铁接着说：“城下之盟，《春秋》一书中都耻于记载，当时即便是弱小国家的国君都会感到耻辱。现在以陛下您的天子之尊，却在契丹兵临城下时与敌人达成和议，还答应每年送给对方大量的岁币，这不就是城下之盟吗？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

其实，严格来说，澶渊之盟的签订不能说是寇準“促成”的。因为在和议前，当时包括寇準在内的朝中主战之人不同意与契丹和议，他们认为宋朝有实力在战场上获胜。但宋真宗当时已经被吓破了胆，急于结束这种在前线提心吊胆的日子，因此才力主和议，并答应每年送岁币给契丹。所以表面上战争以和平局面收场，但宋朝每年要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某种程度上说，实际上仍然是输了。

被王钦若这么一说，宋真宗也意识到这一层，之前他因为澶渊之盟解决了宋朝和契丹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局面而心中沾沾自喜，此时这种喜悦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尴尬和羞愧。王钦若见宋真宗的心理已经发生变化，便抓住机会再攻击寇準：“陛下听说过赌博之事吗？赌徒快输光的时候，他们就会孤注一掷，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下注，只求翻本。寇準怂恿陛下亲征，其实并无战胜的把握，不过是将陛下作为最后的筹码来孤注一掷，与赌徒无异。此事实在太过凶险，幸亏最后达成和议。如果万一和议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在王钦若的“循循善诱”下，宋真宗彻底改变了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也真的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寇準为了博得功名的赌注。自此以后他再看寇準，便越来越觉得不顺眼。于是在景德三年二月，宋真宗找了个借口，以寇準为人轻率、好取声誉为由，将其罢相。

王钦若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寇準被免，就可以轮到自己担任宰相。不料最后宋真宗经过一番考虑却任命王旦为宰相。寇準虽然有才干，但为人个性张扬、做事强横，与同僚关系紧张，其从政风格也不是宋真宗满意的类型。王钦若虽然有一定才干，也善于察言观色，言语上处处奉迎宋真宗，但他为人贪财受贿，还喜欢搬弄是非，不仅在臣僚中口碑不佳，和其他臣僚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宋真宗想来想去，虽然自己青睐王钦若，但他还是觉得像李沆那样为人沉稳、考虑周到，又处处替皇帝着想的宰相更适合自己。放眼朝野中，只有王旦当年深得李沆认可，二人性情相似，且王旦多年担任执政，政治经验丰富，在群臣中颇有口碑。在这种情况下，王旦顺利成为宰相。

王旦的从政风格与李沆比较接近，为政主张清静，不骚扰百姓。而且他本人很有才干，因此宋真宗信任他。当然，王旦作为臣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不贪功，不自大。当时宰相有差遣除授官员的权力，但王旦并不借此以权谋私任用亲信，而是首先秘密上书宋真宗，列举三四个候选人，等待宋真宗亲自批示人选。臣僚并不知道此事，每次除授官职，都对人选争论不休，唯独王旦提出的人选，进呈上去的都一概得到宋真宗批准。丁谓认为王旦推举的人选都能得到批准，一定是因为他借宰相之权任用亲信，故屡屡毁谤王旦弄权。宋真宗知道真相，反而更加相信王旦。凡是王旦荐举之人，当事人都不知情。王旦去世后，史官修撰《宋真宗实录》时得到内廷出示的奏章，才知道朝廷士人多是王旦推荐的。

王旦这种有功推于君主，有过自己默默承担非议的品质，极大地满足了宋真宗既需要有能臣替自己分忧解难，又需要有人替自己的过失背锅的心理。时间越长，宋真宗的依赖心理越重，越来越离不开王旦，“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所以王旦任相长达十一年之久，是宋真宗朝任相时间最长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