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的朱元璋情结（1）

朱元璋祖籍金陵句容朱家巷，其祖父朱初一带领其伯父朱五一、其父朱五四逃荒到江北泗州盱眙县，不久父亲朱五四来到濠州钟离县，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小名为重八。凤阳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故乡，对于研究明史的人来说，它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钟离县的太平乡孤庄村是朱元璋的出生地，今属于凤阳县城西乡二十营村。村南有一座寺庙，即朱元璋少年时出家为僧的“於皇寺”，后来才改称为“皇觉寺”。该寺庙在战乱中被焚毁后，并未再建。洪武十六年，在旧址东北十六里的地面，重新修建寺庙，名为“龙兴寺”，为的是纪念这个“龙兴”之地。龙兴寺几经修缮，较前更为宏伟，有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龙兴寺碑、大悲殿、明太祖殿、地藏殿、方丈室、藏经楼等，依稀可见当年皇家寺院的气派。

这里曾经是明朝的中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后，其地面建筑大多已经消失，仅存皇城的颓垣断壁与鼓楼，隐约可以窥见当年的恢弘气势。如今鼓楼已经修缮一新，破败的皇城如欲恢复原貌，恐非易事。与此遥相辉映的是皇陵，经过多次修缮与扩建，规模更加宏大，长长的神道，两旁肃立的石像生，显示着皇家陵园的架势，丝毫不亚于明孝陵或十三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碑文的“皇陵碑”，至今仍然高高耸立在那里，碑文还清晰可辨。

在凤阳，朱元璋留下的痕迹，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愈来愈浓烈了。

我曾经去过两次，在当地所见所闻，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凤阳人浓厚的朱元璋情结。

第一次是1995年8月，我从上海去凤阳参加第六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会里会外给人强烈的印象，凤阳人似乎对朱元璋情有独钟，推崇备至。凤阳县委书记在开幕式上用强调的语气，告诉来自各地的中外学者：凤阳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件事情影响最大，一是出了个皇帝朱元璋，二是1978年的“大包干”。

四十多年前凤阳的“大包干”，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其意义无可估量。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居然把它和“出了个皇帝朱元璋”相提并论，着实令与会的学者们吃惊不小。

凤阳人心目中，朱元璋不仅为乡梓带来了无上光荣，而且他本身就有浓厚的乡土观念，特别厚爱家乡。为了开发家乡，他运用皇帝的权力，把江南富户大批迁徙到凤阳。这些人对凤阳并无好感，每年都要千里迢迢回乡祭祖上坟，沿途唱着凤阳花鼓，有一首名气最大的这样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所谓十年九荒，固然有天灾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人祸——皇陵官署的赋税徭役。明末时的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向皇帝报告凤阳皇陵令他吃惊的衰败景象，“土地多荒，庐舍寥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根本原因是凤阳土地贫瘠，在江北各府中列于下下等，一遇灾荒，人们挈妻担子乞活四方。

然而当代凤阳人对这种说法十分反感。当年，滁州市委宣传部长向大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专门对此进行反驳。文章的小标题一反常态的长：“凤阳本不是好地方，朱元璋力图使凤阳变成好地方”。凤阳县委宣传部长也写文章，专门论述朱元璋的乡土情，与之呼应。

参加会议的学者们私下议论，看来在凤阳不能多讲朱元璋的坏话。果然，大会的发言都在讲朱元璋的好话，与凤阳的朱元璋情结十分合拍，成为这次明史会议的一大特色。

第二次是2008年9月，我应安徽电视台之邀，前往凤阳，与毛佩琦教授一起参加《揭秘大明王朝》电视节目的拍摄。拍摄地点在当年中都皇城东南角的鼓楼上。鼓楼的正厅矗立着一座朱元璋的塑像，身穿龙袍的皇帝似乎仍和蔼地注视着乡亲后代；背后则是朱元璋一生辉煌业绩的展览，图片与实物一直延伸到二楼。1995年鼓楼还未修缮，当然不可能有这种布展。我认真地看了展览，再一次感受到凤阳的朱元璋情结。

参加电视拍摄的，有节目主持人、毛教授和我，还有凤阳的地方史专家，以及花鼓艺人。话题集中在凤阳的皇城、皇陵上。

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除了南北两京之外，还有一个中都，而中都就在凤阳。这是朱元璋带给家乡的荣耀，凤阳人因此津津乐道，于是便有了“明朝三次建都”之说。在他们心目中，情况似乎是这样：朱元璋原本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后来才“迁都”到应天，他的儿子朱棣再次迁都到北平。

这其实是善意的误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向大臣征询“建都之地”。大臣们意见纷纭，有的说“关中天府之国”，主张建都长安；有的说“洛阳天地之中”，主张建都洛阳；有的说“汴梁亦宋旧京”，主张建都开封；有的说“北平宫室完备”，主张建都北平。朱元璋说：天下刚刚平定，人民未得休息，物资和徭役的供给，全部依仗江南。因此他主张在应天建都，因为这里有长江天堑，足以立国；而凤阳，前面有长江，后面有淮河，有险可守，又有运河沟通漕运，可以作为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