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冲主于股掌”的王振（1）

“弄冲主于股掌”，是前辈史家孟森对太监王振的评语，意思是王振这个宦官竟然玩弄少年皇帝于股掌之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历朝宦官干政的弊端，但内廷深宫之中又少不了这批阉割过的奴才，所以既要使用又要加以制约，为此，他明令宦官不许读书识字，目的是防止他们干预朝政。他的子孙违背了这一“祖训”。燕王朱棣为了刺探朝廷政治动向，收买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他们为“靖难之役”立下汗马功劳。待他登上皇帝宝座以后，特别重用宦官，派他们出使、专征、监军，设立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东厂，刺探臣民隐事。朱棣的孙子——宣宗朱瞻基，继承祖父的传统，在宫内设立内书堂，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宦官，由大学士、翰林教他们读书识字，从此成为定制。以后的宦官大多成为有文化的人，正如《明史·宦官传》所说：“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不过，在皇帝眼里他们依然是奴才，一旦违法乱纪，便立即严加惩处，要了他们的小命。但到了英宗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宣德十年，宣宗在乾清宫病逝，年方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登极，越级提拔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让他登上太监权力的顶峰。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就朱祁镇而言，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王振就在身边侍候，如同心腹；就王振而言，他的知识才干确有过人之处。

山西大同府蔚州人王振，并非猥琐之辈，而是知识分子，他进宫前的职务是学官。永乐末年，为了培训宫内的女官，从学官中选拔自愿净身者，进入内宫充当女官的教师。当时一共选拔了十几个人，其他人都默默无闻，唯独王振得到皇帝的宠信，而一步登天。内书堂培训的小宦官，不过初通文墨而已，担任教职多年的王振自然鹤立鸡群了。英宗尊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为他不仅是女官的先生，也是自己的先生。皇帝如此尊重有加，其他人岂敢怠慢！

九岁即位的小皇帝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内阁大臣建议“开经筵”。所谓“经筵”，是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课后皇帝特赐筵席答谢教官，所以把“经”和“筵”两个毫不相干的字连在一起。王振却引导小皇帝到朝阳门外近郊的武将台，检阅将士骑马射箭。守卫居庸关的纪广，投奔王振门下，大献殷勤，王振也需要宫外有人充当左右手，二人关系非常亲昵。乘阅兵的机会，王振向皇帝报告纪广骑射第一，使之得到了越级提拔。《明史纪事本末》评论道：“宦官专政自此始。”其实，这不过是王振小试牛刀而已。

当时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王振不敢放肆。某一天，太皇太后在便殿召见皇帝，以及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濙。太皇太后对站立东面的皇帝说：这五人是前朝重臣，有什么事，都应该和他们商量，他们不赞成的事不可以做。皇帝唯唯诺诺，连声应允。少顷，宣太监王振晋见。王振进来，立即俯伏在地。太皇太后板着脸孔训斥道：你侍候皇帝起居，多不守规矩，今天要赏你死。说罢，女官已经把刀架在王振脖子上了。皇帝跪下去为他求情，众大臣也一起跪下。太皇太后口气缓和了，说：皇帝年少，不知道你们在祸害家国。我听从皇帝和众大臣的请求，不予追究，今后不可干预朝政！

但王振自以为皇帝宠信，愈加有恃无恐。正统六年，乾清宫、坤宁宫、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相继落成，皇帝宴请百官，以示庆祝。按照惯例，宦官不得参与外廷宴会，皇帝特地派使者去向王振打招呼。王振大怒，口出狂言：“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显然，他把小皇帝比作“成王”，把自己比作辅佐成王的“周公”，气焰何其嚣张！使者把话传达给皇帝，皇帝只得破例，下令打开东华门，请王振赴宴。百官都在门外迎接这位“周公”的到来。王振对皇帝尚且如此，如何对百官就可想而知了。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王振更无所忌惮了。他首先要除去太祖高皇帝留下的“紧箍咒”。朱元璋鉴于前代的教训，在宫门内设置高达三尺的铁碑，上面镌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大字。王振把它盗走、毁掉，颇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日后干政，就不必承担“违背祖训”的责任了。

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皇帝以为是天谴，下诏征求谏言。翰林院侍讲刘球，应诏陈言十事。其中之一是：“宜亲政务，权不可下移。”王振看了大怒，想要嫁祸于他，又找不到由头。锦衣卫指挥彭德清奔走在王振门下，颇受信用，又掌管着特务机构，达官贵人无不趋谒拜访。刘球不愿同流合污，遭到彭德清忌恨。彭德清对王振说，刘某奏疏中所说的“权不可下移”一段话暗指王公公，而且奏疏中还有太常寺少卿不可用道士，应该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担任。正巧此时翰林院编修董璘自愿担任太常寺少卿，王振抓住把柄，诬陷刘球与董璘同谋，把两人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指使锦衣卫官员马顺暗中处死刘球。一日五更，马顺带领一名小校打开监门，小校用刀割断刘球头颈。刘球血流不止，却屹立不动。马顺上前骂道：“如此无礼！”一脚把他踢倒，然后肢解，装入蒲包，埋在锦衣卫后院空地。和他共处一室的董璘从旁藏匿刘球的血裙，秘密转交他的家人，家人造衣冠冢安葬。

王振权力愈来愈大，谄媚奉承的徐晞，被他提拔为兵部尚书。于是乎，中央朝廷各部门的长官，以及地方的封疆大吏，都纷纷前来拜见王振。每当接见的日子，王振设在宫外的私邸，车水马龙，来拍马溜须的官员络绎不绝。据说，礼金在一千两银子以上方才可以在他的府上醉饱一顿。王振用贪赃的钱财，在宫外为自己建造豪华的府第，还造了智化寺，自撰碑文，祝厘祈福。王振死后充公的家产有“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此人不仅专权，而且敛财有道。

当时内阁权臣“三杨”已成强弩之末，王振对“三杨”说：朝廷事仰赖三位先生，然而你们都高龄倦勤了。言外之意请他们主动让位。杨士奇说：老臣当尽瘁报国。杨荣说：不然，我们已经老了，不能再效力了，应当推荐几个后生报主。王振大喜，要他们开出名单。第二天就推荐了曹鼐、苗衷、陈循、高榖等，杨荣向杨士奇解释说：王振已经讨厌我辈了，一旦从宫中传出片纸，以某人入阁，那时我辈就束手无策了，如今推荐的都是我辈的人，没什么妨碍。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继任者无论资历与威望都难以和“三杨”比肩，很难和王振相抗衡。于是，朝廷内外大权完全落入王振之手。公侯勋戚见了他，都要喊一声“翁父”，尚书一级官员见了他，要行屈膝礼。承担监察责任的言官，仰承他的风指，罗织大臣的“过错”，尚书、都御史及各级官员，大多遭到弹劾，或者下狱，或者充军，几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