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位的景帝（2）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景帝立即命大臣讨论黄肱的建议，赦免黄肱之罪，还给他一个都督同知官衔。礼部尚书胡濙遵旨召开会议，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于谦面面相觑，惊愕无语。奉旨在一旁监视的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说：此事不可以拖延，不同意的可以不署名，但不得首鼠两端！大臣们知道这是皇上的意思，唯唯诺诺在文件上签名。由胡濙领衔的文件，大意是：陛下使国家中兴，皇储理应归于圣子，黄肱的建议是正确的。

景泰三年五月，景帝宣布废除太上皇长子朱见深的皇太子名位，封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景帝的独生儿子朱见济不久夭折，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储位虚悬之后，先前反对“易储”的官员，似乎感受到了这是“天意”，于是乎，“复储”的议论纷纷而来。

御史钟同与礼部郎中章纶谈到被废为沂王的朱见深，潸然泪下，相约向皇帝进谏，力主“复储”——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名位。钟同说得十分直率：父有天下，应当传给儿子。日前，太子突然逝世，足见天命有在。臣以为太上皇之子就是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以担当社稷重任，建议恢复他的皇储名位。景帝看了这样的奏疏，虽然不高兴，还是按照程序，要大臣们议论。吏部尚书王直等请求皇上采纳钟同的建议。

两天以后，章纶呼应钟同的建议，话说得更加咄咄逼人，毫无顾忌。他说：孝悌是百行之本，希望陛下退朝后能够朝谒两宫皇太后，遵循问安视膳的礼仪。太上皇君临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陛下受到册封，是太上皇之臣；太上皇传位陛下，是把天下让给你；陛下应该尊奉太上皇为天下至尊，每逢初一、十五，陛下应率领群臣朝见太上皇；并且恢复沂王的皇储名位，稳定天下之大本。这些话自然句句在理，但是牵涉到帝王家事，关系到如何对待昔日的英宗、如今的太上皇，以及他的儿子、母后、皇后，这样一些敏感问题。如果景帝全盘接受，自己岂不成了一个摆设！

果然，景帝看了奏疏，勃然大怒，立即传旨：逮捕章纶、钟同。当时已是深夜，宫门关闭，太监把圣旨从门缝向外传出。章纶、钟同当即被押解到锦衣卫诏狱，严刑逼供，追问幕后主使人是谁，以及交通南宫的细节。这是极为阴险的一招，带有查办宫廷政变阴谋的意味，所谓“交通南宫”云云，显然影射幽禁于南宫的太上皇是幕后主使人。孟森对此有这样的评论：“狱中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则明与上皇以难堪，尤为帝之显失。”他认为这是景帝明显的过失。在我看来，岂止是“过失”而已，这是景帝防止英宗复辟的一着险棋，用以压制舆论，效果却适得其反。

钟、章二人既然敢于直言极谏，当然早有思想准备，即使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却始终没有屈打成招，因而“主使及交通南宫状”始终找不到证据。内阁六部的衮衮诸公，对此噤若寒蝉，不置可否。

针对这种状况，有一个名叫杨集的进士写信给兵部尚书于谦，一针见血触及要害。他说：好人黄肱进献“易储”之说，是迎合“上意”的手段，谋求逃死的伎俩。你们这些人身为国家柱石，居然贪恋官僚之赏，而不考虑如何善后，不敢表示异议。如今钟同、章纶又因为主张“复储”而被关入锦衣卫监狱。假如他们死于皇帝杖下，而你们坐享崇高待遇，将如何面对清议？

于谦看了这封信，自知理亏，当时奉旨议论黄肱“易储”奏疏时，自己一言不发，等于默认。他把杨集的信递给内阁大学士王文，王文阅后评论道：杨集这个书生不知忌讳，不过很有胆量，可以升官，让他出六安知州。看来于谦、王文颇为欣赏杨集的胆识，内心并不赞同“易储”，但由于深受景帝重用，不便发表反对意见，只能保持沉默。

尽管钟同、章纶被捕入狱，支持他们的依然大有人在。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抓住这一话题大做文章，把批评的意见委婉地表达出来：希望陛下经常到南宫去朝见太上皇，或者谈论帝王家法，或者商议国家治理，逢年过节委派大臣前往朝谒，安慰太上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太上皇的儿子就是陛下的儿子，应予善待，使臣民明白陛下有“公天下”的诚意。

这一番合情合理的话语得到的回报是廷杖八十，谪定羌驿丞。廷杖是老祖宗朱元璋“以重典驭臣下”的发明，就是在宫门外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屁股。廖庄被打了八十棍，没有死，被贬到偏远山区去管理驿站。由于事端是钟同、章纶引出来的，钟、章二人一并廷杖，钟同当场被打死，章纶身受重伤，仍旧押回监狱。

景帝的所作所为，目标很明确：巩固已经到手的权位，并且企图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夭折以后，他坚决反对重新册立沂王为太子。他万万没有料到，幽禁在南宫的太上皇竟然会复辟，而自己又变回原先的郕王。再度登上帝位的英宗，能够放过他吗？

明史专家吴晗认为，明景帝朱祁钰是“难得的好皇帝”，当然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此公贪恋权位，幽禁太上皇，废掉已册立的皇太子，似乎与“好皇帝”的称号相去甚远，不知列位看官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