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位的景帝（1）

历史的偶然性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郕王朱祁钰登上了宝座，当了七年皇帝，风云激荡，情节曲折离奇。

他的兄长、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蒙古军队俘虏，北京顿时乱了方寸。皇太后向大臣们宣布化解危机的对策：一是命朱祁钰以“监国”的名义，总理朝政，大臣都得听从他的号令；二是册立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由于他年仅三岁，由朱祁钰辅佐，“代总国政”。随着形势的日趋紧张，大臣们向皇太后请求，把朱祁钰的“监国”身份改成皇帝，以便收拾混乱的政局。皇太后批准了，派遣太监金英传达她的懿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朱祁钰获悉太后懿旨，大为惊讶，不知所措，干脆退避到自己的郕王府邸。这种态度究竟是真心谦让还是故作姿态，史无明文，从他以后的表现推测，似乎故作姿态的成分更多一些。大臣们反复“劝进”，更何况此时传来英宗的口信，郕王年长而且贤能，令他继承皇位。朱祁钰不再谦让。

上下左右各种因素，促成了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如果英宗客死他乡，或者蒙古人不把他遣返，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权力纷争。然而这毕竟是假设，事实是，英宗不仅回到北京，而且七年后居然复辟，事情就复杂了。

如果说，朱祁钰即帝位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正如当时大臣所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有利于凝聚人心，击退来犯之敌，那么，他迫不及待地“易储”，取消英宗长子的太子地位，由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则完全出于私心，为“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埋下祸根。

平心而论，事变之前，朱祁钰从未想当皇帝，但时势的机缘把他推上宝座之后，他心态就不一样了：不想当一个代理皇帝，成为过渡人物。他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便是这种心态的自然流露。所以在迎接太上皇回归的交涉中，景帝始终持消极态度，希望回归不成。这有点类似宋高宗赵构，千方百计阻挠被俘的徽、钦二帝回归，因为一旦他们中的一个回归，高宗的帝位就可能不保。文徵明曾写《满江红》讥讽宋高宗不愿收复中原，迎归徽、钦二帝的原因：“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宋高宗以阻挠北伐、杀害岳飞的手段，来达成目的。明景帝没有那么坏，不过在维护既得权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二致。

蒙古使节来到北京，请求议和，礼部尚书胡濙等向景帝提请奉迎太上皇，景帝不允，于次日召开御前会议，振振有词地责问大臣：朝廷因为与蒙古通和坏事，正考虑与它断绝关系，你们为何屡次主张奉迎太上皇？吏部尚书王直说：太上皇蒙尘，理应迎复，必须派遣使节交涉，以免他日后悔。景帝听了很不高兴，板着脸孔说：我并非贪恋这个位子，当初是你们把我推上来的，为何今日又要不断提议奉迎太上皇？这一席话把他贪位的内心流露无遗。

终因大势所趋，遣返太上皇一事达成协议。为了遣返太上皇，蒙古方面举行了隆重的饯行仪式。明朝方面的迎接仪式与之相比，未免过于潦草。礼部尚书胡濙草拟的迎接礼仪，原本是极其隆重的：礼部官员前往龙虎台迎接，锦衣卫官员带了皇帝法驾前往居庸关迎接，百官在土城外迎接，将领在校场门迎接，景帝由安定门至东安门接见，然后是百官朝拜仪式。景帝借口太上皇书信中说“迎驾礼从简”，否决了礼部的方案，一切简化，淡化了太上皇回归的政治意义。

朱祁钰在东安门拜会回归的兄长朱祁镇，两人相拥哭泣，互相谦让一番。朱祁镇被俘期间，曾托礼部右侍郎李实带回口信：如果朝廷派人来接我回去，“愿看守祖宗陵寝，或做百姓也好”。朱祁钰也就不再客套，按照预案，直接把朱祁镇送到南宫，表面上似乎是安排他疗养，实际上是把他幽禁起来。此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臣多次提请朝见太上皇，都遭到景帝严词拒绝，切断了太上皇与朝廷的一切关系。

切断关系最厉害的一手，就是“易储”——更换皇太子。景帝即位时，皇太子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了确立自己的世系，必须由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取代朱见深，作为皇储。但是有皇太后的懿旨在，难以启口。亲信太监为他出谋划策，先用金银收买高级官僚，封他们的口。于是景帝赏赐陈循、高榖、王文等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王直等减半。虽然并未明言“易储”之事，大臣们对皇上的用意是心知肚明的，吏部尚书王直拿到赏赐的金银，拍案顿足，大声叹气：这是何等事情？我辈惭愧死了！

此时正好广西土司黄肱犯案，可能判处死刑，为谋生路，派人到北京通路子，呈递奏疏，请求“易太子”，投皇帝所好。这篇奏疏不知何人代笔，写得颇有几分煽动性。他说：皇上即位已经三年，还没有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固然有逊让之美，恐怕事机叵测，权势转移，这叫作“寄空名于大宝”。一旦形势有变，肘腋之间，自相残蹙，悔之晚矣。黄肱的出发点是为了自救而投机，并无政治眼光，不过是抓住宫廷权力争斗的要害，景帝看了却很感动，说道：想不到万里之外还有这样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