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头目陆炳（2）

嘉靖十九年八月，皇帝听信道士段朝用的蛊惑，企图炼制“不死药”，公然宣布由太子“监国”，自己“告假”一二年。朝廷上下一片惊愕，却没有人出面反对，唯独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劝谏：神仙乃山栖澡练者所为，岂有高居皇屋、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皇帝勃然大怒，把杨最交给陆炳，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酷刑拷打，当场毙命。嘉靖二十年二月，监察御史杨爵上疏批评皇帝常年不上朝，专心致志于道教斋醮，宠信大奸大蠹，弄得国将不国。他说：如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即使要拯救也无所措手足，况且吏治败坏，奔竞成俗，贿赂公行，士风人心颓坏到了极点。皇帝命陆炳在镇抚司诏狱对杨爵严刑拷打，打得杨爵血肉模糊，几次濒临死亡。户部主事周天佐为杨爵鸣不平，说道：国家设置言官以言论监督为职责，如今杨爵以言论获罪，关押数月，皇上叱责为小人、罪人。如果直言极谏为小人，难道缄默逢迎才是君子吗？如果秉直纳忠为罪人，难道阿谀奉承才是功臣吗？皇帝看了他的奏疏大怒，当即命令廷杖六十大板，然后关入锦衣卫的镇抚司诏狱。狱吏遵照陆炳的意思，断绝周天佐饮食三天，致使他死于非命。周天佐死后，陕西巡按御史浦鋐紧急上疏，为杨爵、周天佐伸张正义。皇帝暴怒，立即命令陆炳派锦衣卫缇骑逮捕浦鋐。浦鋐被捕，当地民众万人空巷，前来送行。浦鋐在镇抚司诏狱，榜掠备至，每日杖责一百，然后锢以铁柙，七天以后瘐死狱中。

这些忠臣所遭受的酷刑乃至毙命都与陆炳有关，可见《明史·佞幸传》所说“帝数起大狱，炳多所保全”云云，极不可信。

嘉靖二十二年，许赞执掌吏部，内阁大学士严嵩经常“批条子”“请托”，吏部郎中王与龄劝说许赞揭发。皇帝袒护严嵩，切责吏部，许赞吓得不敢吱声。吏科给事中周怡挺身弹劾严嵩“凭借宠灵，恃恩修怨”，又说严嵩“以盛气凌轹百司，中外之臣但知畏嵩，而不畏陛下”。皇帝认为周怡“本意直是谤讪”，命锦衣卫在阙下廷杖，然后关入诏狱。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联名申救，不但无效，反而被剥夺俸禄。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弹劾陆炳以“锦衣卫掌事都督同知”的身份，借口北京流动人口太多，潜藏奸宄之徒，主张实施严禁政策，“矫下逐客之令”；又揭发陆炳勾结京山侯崔元增加盐税，收受奸商徐二贿赂等渎职行为。内阁首辅夏言代皇帝拟旨，要陆炳与崔元对簿公堂。权势不可一世的陆炳生怕事情闹大，专程拜访夏言，长跪地上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由此陆炳记恨夏言。《明史纪事本末》说：“嵩既忌言，都督陆炳亦怨言持己，阴比嵩图之。”后来夏言受曾铣牵连，而招致杀身之祸，就是陆炳与严嵩联手诬陷的结果。

仇鸾据守边关多年，劣迹昭彰，总督曾铣弹劾仇鸾“不听调遣”，朝廷派遣官员前往查核。仇鸾自知劣迹难以掩盖，更加肆无忌惮。曾铣上疏揭发他“贪纵酷虐，恣为不法”，皇帝命陆炳派锦衣卫校尉把仇鸾捉拿来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当时严嵩正想通过曾铣置夏言于死地，便收买仇鸾，诬陷曾铣掩盖败绩侵扣军饷，派遣其子曾淳与亲信苏纲，贿赂首席大臣。都是一些毫无佐证的一面之词，皇帝却信以为真，命陆炳把曾淳、苏纲关入诏狱。结果，以“交结近侍律”判处曾铣斩首，妻儿流放两千里，而且是“决不待时”——当天立即执行。七个月以后，前任内阁首辅夏言也在西市被斩首。这就是陆炳“阴比嵩图之”五个字的内涵。

仇鸾逃过一劫，对严嵩感恩戴德，“约为父子”，重贿严世蕃，走马上任宣大总兵之职，以后又冒报战功，获得太子太保荣誉头衔，晋升“总督京营戎政”要职。严嵩对他的嚣张气焰感到厌恶，写密疏揭他的老底。仇鸾反唇相讥，向皇帝暴露严嵩父子贪横的细节，严嵩、严世蕃惊惶失措。正在这时，锦衣卫头目陆炳伸出了援手。《明通鉴》写道：“鸾亦陈嵩、世蕃贪横状。上稍疏嵩，嵩入直，不召者数日，至在第中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方与鸾争宠，嵩乃结炳共图鸾。”新近入阁的徐阶与之密切配合，向皇帝指摘仇鸾种种劣迹。皇帝当即下旨剥夺他的兵权，仇鸾既惊又恨，背疽发作而死。仇鸾死后，陆炳向皇帝报告锦衣卫掌握的仇鸾“通虏纳贿”罪状，皇帝命陆炳会同三法司审理此案，结果以“谋反律”定罪。皇帝下诏：公布仇鸾罪状，“追戮其尸，传首九边”——对他的尸体追加刑罚，首级送往九个边防重镇传阅。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因为揭发仇鸾“密谋”有功，陆炳获得皇帝赏赐的少保兼太子少傅头衔、伯爵俸禄，官职也先已由都督同知晋升为了左都督。三十三年，又被命可以和内阁首辅以及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入直西苑”，参与朝政机务。皇帝的眷顾使他得以善终。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陆炳病死于任上，并且获得“忠诚伯”爵位。

隆庆元年，陆炳已经死去七年，但因为有御史谏言，穆宗追究他的罪行，削除他的官爵，抄没他的家产。难道真个是“恶有恶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