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另一面（4）

“夺情”的结果是张居正“在官守制”，即在北京的家中“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家中处理公务；“七七”以后，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此举激起了官员们的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应该说，这四个人反对“夺情”，观念未免保守陈腐；然而张居正对他们的处理也过于假公济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留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决定，对四人实施“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廷杖”，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竟然不顾首辅的矜持风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喊道：“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召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吃了闭门羹。王锡爵径直闯进张府，为上述四人求情。

张居正板着面孔，拒绝王锡爵的请求，说：“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后又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

王锡爵没有想到平素仪表堂堂的首辅居然如此无赖，赶忙离去。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终于闹到了台前。十二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大板，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廷杖是一种看似“文明”的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大腿与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形成一个方圆一尺、深达寸许的伤口。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说：延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企图把我击毙，其恶毒如此！时隔多年，他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艾穆受廷杖后，被人用门板抬出京城，踏上充军的漫漫长路，多次因伤势过重而不省人事。他是张居正的同乡，尽管已经受到严惩，张居正仍有余恨，悻悻然对人说：昔日严嵩被弹劾，却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我还比不上严嵩！

企图用廷杖来打击反对派的气势，结果适得其反，舆论普遍同情吴、赵、艾、沈四人，把他们看作坦荡荡的君子。在神宗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钦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

赠送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面也镌刻一首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万历十年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纷纷为他设立斋醮，为之祈祷。这些人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在香火缭绕的神坛前长跪不起，还把乞求平安的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博其青睐。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竞相仿效，一时举国若狂。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后来神宗皇帝病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默许，怎会如此？

荣华富贵真的如同浮云一般，不可能延长寿命。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上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的话，似乎有损首辅大臣的尊严。对于患者而言，仅仅是痔疮，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痔疮不过是表象，病根却在别处。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世贞是私人修史，没有史官修史的许多忌讳，直白地道出了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来张居正是一个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史书没有记载，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绝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又传说，他重用的边防大帅戚继光给他送来两名“胡姬”——胡人美女，同时送来了非常有效的“房中药”。其结果，更加“多御内而不给”，愈加乞灵于“房中药”——“发强阳”，无异于慢性中毒，终于导致“内热难耐”的结果。为了减轻燥热，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痔疮，二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以至于成为不治之症。

读者诸君或许会说，仅凭王世贞一家之言，不足以定论。那么再看一个旁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说得很清楚，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导致毒性到达头部，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达官贵人都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因服用“房中药”而中毒，内热不但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暴露什么“隐私”，只不过是展示文献所传张居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