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另一面（3）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与外朝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虽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但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武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示“夺情起复”。文秉《定陵注略》写到此事，揭露了他们二人密谋“夺情之局”的内幕：“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素卑事之。新郑既逐，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厮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意思是说，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事权在握，不可放弃，便与冯保密谋由皇帝“夺情”，局面已定，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向皇帝提交奏疏，无意中透露了密谋之一斑。奏疏送给皇帝时已经二更，天亮之前皇帝的挽留谕旨就下达，还赏赐大量香币油蜡之类供品。宫内的小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来到张府，传递“夺情”的信息。张居正感动之极，不时做出擎曲状，命令仆人搀扶小太监站立，接受自己的跪拜，特别叮嘱：请把我的叩头带给冯公公。
由此可见，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了张居正的本意，是由冯保一手促成的；或者说，“夺情”虽由皇帝出面宣布，却是张居正和冯保事前谋划好，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回乡“丁忧守制”。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因此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本意是希望皇帝“夺情”，却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请求“乞恩守制”；一面讲“乞恩守制”，一面强调自己不同于常人，“非常理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坚守岗位。这种心态被《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记叙张居正《乞恩守制疏》时，加了这样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也就是说，“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策划的结局，叫作“夺情之本谋”，所以他要向冯保叩头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