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的悲剧（2）

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尊敬的皇太后已经发话，“今后不必再兴此念”，再提“归政乞休”就显得不识时务，除了鞠躬尽瘁，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辉煌的张居正时代悄然落幕。

张居正的去世，使得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失去了有力的盟友，倒台已为期不远。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为皇帝秘密策划了除掉冯保的计划，并且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宫廷外面，造成舆论。冯保的下场是耐人寻味的。万历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条罪状，措辞非常严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狠毒异常，奸贪无比，窃弄威福，包藏祸心，应该和他的亲信张大受、徐爵一并处死。收到这份奏疏，皇帝当天就发出朱批：“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虽罪恶深重，却并不处死，让他到南京去养老；虽抄没了他的家产，却另外赏赐一千两银子、两箱衣服。皇帝的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不忍心处死这位从小形影不离的“大伴”，另一方面则着意向外界释放一个信息，清算张居正的时机成熟了。

朝廷上下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想摆脱张、冯二人的政治阴影；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那些因持不同政见而受到打击的官员，迅速反弹，掀起否定张居正的汹涌浪潮。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正中皇帝朱翊钧下怀——已经亲操政柄，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疏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朱翊钧用朱批的方式发泄郁结心中的怨恨，与先前判若两人。朱批写道：

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他在等待弹劾的逐步升级。

既然皇帝已经谴责张居正“怙宠行私”，言官们心领神会。御史孙继先的奏疏不仅批判张居正，而且要求为因反对张居正而遭到惩处的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平反昭雪，重新起用。朱翊钧为了把“威权震主”的影响消除干净，接受了这一建议，而且不惜为此检讨以前的错误：“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这里所说的“奸恶小人”，当然非张居正莫属了。皇帝的这种政治姿态，刺激了反张浪潮，弹劾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乾清宫。

御史羊可立捕风捉影地揭发张居正霸占辽王财产，把废黜辽王事件与张居正挂钩，指责他是“废辽”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向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成熟，辽王次妃王氏向皇帝控告张居正，“丛计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特别强调：“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家。”朱翊钧迅速作出反应，发出一道很长的圣旨。他在圣旨中说：张居正侵盗辽王府金银财宝，其父坟墓建造在辽王陵园内，掘毁他人坟墓，罪孽深重。你们这些地方官为何不加追究？现特派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王相、锦衣卫指挥曹应魁前往荆州，会同湖广巡抚、巡按，对张府财产查抄充公，全部押解朝廷。如果有官员敢于透露消息，容忍隐藏，包庇回护，一概逮捕严惩。

表面看来语气平静，理由充分，目的在于清查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抄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抄家的对象都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官员，例如严嵩、冯保之类。这就意味着，查抄张府是对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一种追加处分，是对他的彻底否定，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它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促使朱翊钧对先前尊重备至的“元辅张先生”翻脸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消除“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原因。早在一年前，他看了大理寺送来的游七、冯昕的供词后，就下旨剥夺张居正一切政治荣誉——他自己亲手颁给的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头衔，并且把他的儿子革职为民，统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此举引起了朝野上下强烈的震动。一些敢于讲话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他并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嫡系，甚至万历初年对于新政有所非议，以为太过操切。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讲学谈禅，妄议朝政”，迫使他辞官而去。如果为了泄私愤，他完全可以落井下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出于公心，分析“抄家”的利弊得失。

他以监察机构主官的敏锐洞察力，建议对内阁大臣的抄家应该慎重，嘉靖年间对严嵩的抄家连累江西百姓的教训，值得汲取。当时抄没严府家产，预先估计的数字过于庞大，具体操作时却难以达到这一数字，主持抄家的官员唯恐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只好就地取“财”，把附近百姓的财产拿来充数，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他认为，张府的财产不及冯保的万分之一，言官出于义愤，揭露的事实常常讲过头。万一再重演查抄严府的悲剧，那么对于湖广的流毒将十倍于江西。他提醒道，对张居正惩罚过于严酷，必将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无所措手足。剥夺了政治荣誉，子弟也已革职为民，这些惩罚足够显示朝廷的威严了。无论张居正昔日如何擅权，如何操切，毕竟功大于过，断断不至于达到抄家的地步。希望皇上顾全当年辅佐帷幄的情谊，不要做出有损国体的事情来。

朱翊钧根本听不进去。

侍讲官于慎行写信给刑部侍郎丘橓，请他在抄家时手下留情。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因反对“夺情起复”而遭到张居正的责备，被迫辞职。张居正死后，他被重新起用，不计前嫌，讲了几句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

他给丘橓的信洋溢着一派凛然正气：

张居正的始末已经人所共知，耗尽精力智慧，为国勤劳，是一方面；使用权术，结怨于朝廷上下，是另一方面。在他掌权的时候，举国上下争先恐后为他歌功颂德，不敢批评他的过失；而今身败名裂，举国上下又争先恐后声讨他的罪状，不敢肯定他的功绩。这两种态度都不合乎情理事实。

张居正对于纳贿极为谨慎，有深交的亲戚朋友的贿赂可以接受，陌路之人一概拒绝；债帅巨卿的贿赂可以接受，小官一概拒绝；能够进入张府大门的贿赂可以接受，不得其门而入的贿赂一概拒绝。他的受贿收入是有限的。

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而自豪，颇为自律，不敢做诬鄙之事，并且期望儿子有传世之业，不使他们交游过滥。他的父亲、兄弟虽凭借权势聚敛了一些钱财，但荆州张府的财产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张居正的母亲年已八十，垂垂老矣，他的几个儿子都是不涉世事的年轻书生，抄家之后，身无分文，必定落魄流离，没有地方栖息。这是路人为之酸楚、士林为之伤心之事。希望抄家以后，允许给他儿子们几间房子，一块立锥之地。

在当时形势下，讲这样的公道话，显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明史·于慎行传》提及这封信，评论道：“词极恳挚，时论韪之。”肯定他的言辞恳切诚挚，得到舆论的好评。

然而，主持抄家的丘橓对张居正有私人恩怨，乘机报复，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他还没有赶到荆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人口，一些躲避在空房的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被活活饿死的有十几个人。在丘橓主持下的抄家，可谓锱铢必究，巨细无遗。但是抄到的数目与原先估计的数目相去甚远。于是严行拷问，迫使他们交代赃物已经转移、藏匿的数量与去向。

长子张敬修经受不了严刑逼供，上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纸绝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