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的悲剧（3）

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不忍惨言。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

……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寄银十五万，王少方寄银十万，傅大川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落胆……嗟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看了这份绝命书，大体可以领略当时抄家的惨状，堂堂一品大员的家眷竟然连一般犯人的待遇都没有，生不如死。张敬修毕竟是凡夫俗子，面临死神时流露出求生的欲望。五月初十写了绝命书，梦中得到吉祥预兆，没有上吊。到了五月十二日，再次会审，以严刑威胁，逼迫承认赃财已经转移隐匿。实在走投无路，才上吊自尽。

前任内阁首辅的长子上吊自尽的消息传到京城，引起强烈的反响。内阁次辅申时行感到震惊，写信给湖广巡抚李岷山，委婉地表达了不满。信的大意是：抄家之事出于皇上圣恩，势不可挡，难以挽回。而我辈奉命行事，要平衡法律与人情，在无可奈何之中，尽量寻求可宽则宽的途径。圣旨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必一丝一毫严密搜求；审判之际，只对僮仆使用刑罚就可以了，他的几个儿子都有功名官职，不必对他们继续上镣铐，窘辱备至。这就是张敬修之所以自杀的原因。昨天看到传来的遗书，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流泪。这件事情，上关系到国体，下关系到人心，绝不可以等闲视之。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尚可以委曲求全，奄奄老母，茕茕孤儿，如果不着意抚恤，再出现重大变故，那么地方长官难辞其咎。

申时行的这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又不得罪皇帝。但事已至此，他也徒唤奈何，只能希望善后工作做得好一点。

在舆论的压力下，朱翊钧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张居正辜负朕的恩眷，遗祸亲属，其母老迈，流离失所，委实可怜，当地政府拨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但是对于抄没张府财产丝毫不放松，凡是可以移动的抄家物资，立即分路押送北京；房屋、牌坊等不动产，一律折成银两押送北京，全部交由皇宫内库查收。至于都察院议定的张居正的罪状，皇帝很不满意，亲自定下了这样的结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这是对张居正的彻底清算，他担任内阁首辅十年来的政绩，被说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对他的改革举措——清丈田亩，给予“骚动海内”的负面评价；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予“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的负面评价。这位当初对“元辅张先生”推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如今早把那些溢美之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皇帝的专制作风，把臣子视为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以打入地狱，愈是功高盖主的大臣愈是如此。

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忠心耿耿辅佐皇帝，为革除积弊推行新政而呕心沥血，功绩是难以抹杀的。《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给他的盖棺论定，还算平直公允，较少意气用事的成分。他们说：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数”，受命于“主少国疑”之际，独揽大权，辅政十年，政绩卓著，“海寓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然后用十八个字来表述万历新政的成就：“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总括成一句话：“洵经济之才也”——实在是经国济世的人才啊！

当然，《明神宗实录》也没有回避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末几，而戮辱随之。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就是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悲剧的表现十分独特——“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或者就像海瑞所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所谓“过在身家”“拙于谋身”，根源就是“威权震主”。万历时期担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对此有入木三分的评论：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与冯保互相倚靠，共操大权，对于辅佐皇帝并非没有益处。只是凭借太后支撑，挟持小皇帝，束缚钳制有些过分，使之不得伸缩。皇帝年龄虽小，心中已经默默忌恨。因此祸机一旦触发，就不可挽回。世人只看表象，以为张居正钳制言官、过于操切是导致祸患的原因，以为“夺情起复”以及儿子进士及第是得罪的根本。这些现象当然存在，但不足以导致张居正身败名裂，最根本的原因是“操弄之权，钳制太过”。这八个字是刻画张居正对皇帝的态度，也就是“威权震主”的另一种说法。

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大臣，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慑。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居然对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