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2）

情倾经济计量学

1979年10月，贺铿大学时的一位老师出任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后，没有忘记自己的高足贺铿，把贺铿调回母校。于是，贺铿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成了中南财经大学统计系的教师。

人的一生要走许多路，最关键的往往就是那么几步。贺铿说自己这一生比较幸运，没什么大的波折，好多路都是组织上安排、“铺设”的。其实，看似平坦的成才之路在许多路口还需要自己睿智的选择，有些选择往往是跟渊博学识及战略眼光联系在一起的。1980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等7位著名的经济计量学家组成的来华讲学团，在北京颐和园讲授经济计量学管理与应用。当时，国内各个高校选送懂经济、擅长数学的人前往学习。贺铿有幸参加了这次学习，并认为一生受益不尽。“学习期间，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克莱因给我们这些学员讲授了他的理论，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经济计量学。克莱因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做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数学模型，对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趋势作了令人信服的预测。为此，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次讲学团为我国培训了一批经济计量学学者，他们后来成为经济计量学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而后不少高校也相继开设了经济计量学课程。”今天，作为中国经济计量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贺铿为自己当初十分幸运地参加了这期被称为中国经济计量学的“黄埔一期”的学习而感恩，因为它让自己有机会开始涉足经济计量学这个全新的领域。

经济计量学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数据事实为依据，以数学、统计学为方法，以计算机为手段，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数量规律及其应用，并以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为核心的一门边缘科学。经济计量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事，但一诞生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已在经济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7月教育部确定了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八门核心课程，将经济计量学列入核心课程。20世纪70年代末，当发端于西方的经济计量学刚引入中国时，贺铿就意识到这是一门把经济学、统计学、数学和计算机技术融于一体的边缘科学，随即全身心投入这一新兴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奠基性工作。

1982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罗得岛大学工商学院进修经济计量学。因为认识到这是一门用数学模型对经济现象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学科，比传统概念性经济理论更能有效地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于是贺铿看好这一学科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极大的作用，对这一学习机会他倍加珍惜，潜心钻研。“美国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那时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中国的差距。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念书、听课、做研究上，时间自然很容易打发。生活上，国家每个月给我们的费用虽不很宽裕，但我过惯了艰苦日子，再加上自己节俭，日子安排得还算不错。”

后来，贺铿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主持完成了多项科研课题，其中五项获省部级奖，三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他参与倡议发起组织中国统计教育学会、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等，先后译校多本国外有关著作，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经济计量学的应用研究，并先后承担部级研究课题。所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信息产业投入产出分析”“中外统计体制比较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统计研究”等均带来较大的社会效应。

2003年的春天，有人说是一个“口罩的春天”。在这个春天，全国不少地方遭遇严重的“非典”疫情突袭。从宏观经济监测角度看，评估和应对这类突发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当年，贺铿根据能够得到的相关资料，初步评估了“非典”疫情对当年经济走势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并运用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法进行了短期预测。他分析认为：“非典”疫情可能影响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但改变不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趋势；如果考虑政府在抗击疫情中采取的各项积极应对措施，特别是增加透明度、减免相关行业税费以及增加财政支出等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被部分抵消，疫情最终影响可能在一个百分点以内，全年GDP增速可能为8左右。“非典”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很可能是短期的、局部的，对全年增长不会产生转折性影响，不是什么“灾难性影响”，但严重威胁人的生命安全，集中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和政府相关社会管理职能的缺陷，由此造成的心理冲击和滞后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有人认为‘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您如何评价？”对此，贺铿说：“应该说‘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消费方面已经非常明显。从消费的角度分析，这种影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基于经济学理论和实际数据，我们认为只有正视‘非典’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对症下药，才能将损失减少。”